那台蔡司相机是在一次对伪军小股运输队的伏击中被缴获的，连同几个密封的胶卷匣，被队员们当成稀罕物，连同一批军械物资一起带回了密营。黑沉沉的金属机身，冰冷光滑的玻璃镜头，在大多出身农家的队员们眼中，这玩意儿比机枪更显得神秘莫测，甚至带着几分“妖气”。
“司令，这洋匣子……瞅着瘆人，听说能把人的魂儿吸进去哩！”二虎远远指着放在弹药箱上的相机，不敢靠近。其他围观的队员也窃窃私语，当杨帆拿起相机，无意中将镜头对准他们时，人群像被惊扰的鸟雀，“呼啦”一下散开，仿佛那黑洞洞的镜头真能摄走什么。
杨帆心中却是一动。他来自后世，深知影像的力量。在这信息闭塞、日寇严密控制舆论的东北，文字的描述远不如一幅真实的画面更有冲击力。这台相机，或许比一门火炮更具杀伤力——它是对抗谎言、定格罪证的利器。
他将相机交给队伍里唯一念过几年中学、心思最细密的陈知远，又将基本操作原理和暗房冲洗的要点告诉了他。没有教材，没有指导，一切全靠摸索。
第一次实战机会很快到来。侦察班报告，日军一个中队因怀疑某个靠近山区的村庄“通匪”，即将进行报复性焚烧。杨帆决定冒险，让陈知远带相机随侦察小组行动，记录下这一切。
他们潜伏在村庄对面的山林里，看着日军驱赶村民，点燃房屋，浓烟滚滚，哭喊声隐约可闻。陈知远的手在颤抖，他透过取景框，看到燃烧的茅屋、四散奔逃的村民，以及……一具被丢弃在村口、已烧成焦黑的尸体。而在不远处，一面日军的旭日旗，正插在尚未完全燃尽的篱笆上，在火光和浓烟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刺眼。他屏住呼吸，按下快门，“咔嚓”一声轻响，将这地狱般的景象与那面象征“王道乐土”的旗帜，一同定格。
胶卷的冲洗是另一个难关。密营里无法建立标准的暗房。王铁锤带着人，将河湾处那座废弃的土地庙稍微改造了一番。供桌下方被清理出来，用多层厚黑布围成一个仅容一人蜷缩其中的绝对黑暗空间，就成了临时暗房。定影液、显影液都是用缴获的日军化学试剂或土法替代品，与相对干净的井水配制而成，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
第一次冲洗，陈知远在供桌下的黑暗中，借着那盏用红布严密包裹、只透出微弱红光的小油灯，屏息操作。当相纸在显影液中缓缓浮现出影像的轮廓时，他的心几乎跳出了胸膛。影像越来越清晰——燃烧的村庄，惊恐的人群……忽然，他瞳孔骤缩，在一名扬刀呐喊的日军士兵的刺刀上，清晰地反光映出了对面正在举枪射击的另一名日军的扭曲面孔！这个无意间被记录下的细节，让画面的残暴与真实感达到了顶点。
成功冲洗出来的照片让杨帆和所有看到的核心骨干都沉默了。那黑白分明的影像，比任何控诉都更有力量。
如何保存这些“罪证”成了新问题。相机和剩余胶卷被严密收藏，而冲洗出来的照片，王铁锤想了个办法。他将土地庙里那尊斑驳的关帝塑像底部小心掏空一部分，将用油纸层层包裹的照片藏入其中，然后再用泥灰仔细封好。平日里香火不断（由交通员定期更换），香火气味巧妙地掩盖了可能残留的化学药水味。
要将这些证据送出去，更是难如登天。日伪对交通要道封锁极严。一次，需要将一批重要胶卷（记录了日军在某地修筑秘密工事、强征劳工的场景）送往关内。交通员老李将胶卷用油布和蜡封好，塞进一个吹胀后晾干的大鱼鳔里，然后含在口中，在深夜横渡尚未完全解冻、漂浮着冰凌的界河。冰冷的河水刺骨，他必须在不发出太大动静的情况下泅渡，还要时刻警惕对岸的巡逻队。鱼鳔提供了些许浮力，也保护了胶卷不被浸湿。
许多年后，当这些历经千辛万苦、由不同渠道汇集起来的影像资料，与其他确凿证据一起，被整理、编号，成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华暴行的“京字第一号证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时，那刺刀上的反光、焦尸旁的旭日旗，依旧沉默而有力地诉说着那段不容篡改的、血与火的历史。
而在当时，杨帆看着手中那张村庄焚烧的照片，知道他们握住的，不仅是记录过去的底片，更是射向未来的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