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定音之后，北京城内的气氛为之一肃。那些原本还在观望、或暗中与南京眉来眼去的官员，彻底息了心思。林川的权威，如同磐石，牢牢压住了所有潜流。然而，“彻底歼灭”的尾声，仍需处理最后几处闪烁的“余烬”。
第一处余烬，在盛京。
杨把总坐镇辽东，雷厉风行。除了屯田练兵，他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处理满清遗留的政治与文化符号。这一日，他呈上了一份详细的奏报，并附上了几份重要的抄件。
奏报中提及，根据林川之前的密令，他对盛京皇宫（原沈阳故宫）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查。大部分彰显满清皇权的物品、档案已被封存或销毁。但在崇政殿一处暗格中，找到了几份用满汉双语书写的《满文老档》残卷，以及部分记录与蒙古诸部、罗刹人往来盟誓的文书。
“王爷，”杨把总在奏报中写道，“按常例，此等胡虏之籍，当一概焚之，以绝其念。然属下记得王爷曾言‘知己知彼’，故未敢擅专。此等档案，或可为了解东虏兴起、与蒙古罗刹勾结之内情，提供佐证。尤其是其中提及与科尔沁等部盟誓细节，或可用于日后分化漠南蒙古。请王爷示下。”
随奏报附上的，还有几页精心挑选的译文抄件，内容正是一些盟誓条款和早期满清兵力部署的记录。
林川仔细阅读着这些抄件，目光锐利。杨把总此举，显是摸准了他的心思。销毁容易，但知识的毁灭同样是损失。这些档案，是“敌人”的记忆，也是历史的镜子。
他提笔批复：“杨都督所虑甚善。此类档案，确有价值。然需严格甄别，凡涉巫蛊迷信、辱及华夏之内容，立即销毁。其余关于地理、部族、军政之记录，可择其要害，由可靠之人译出，整理成册，归档密存，以备咨询。此事需绝对保密，参与译档之人，需严加管控。”
他要在灰烬中，抢救出有用的信息，化为己用。这是对“文化清算”更深层次的理解——并非一概抹杀，而是批判性地吸收、利用。
第二处余烬，在通州。
黄宗羲的伤势渐愈，漕运在新规和武力的双重保障下，已稳定运行了数月。他再次上疏，这次不再是急报，而是一份洋洋洒洒的《漕运利弊疏》。在疏中，他详细分析了漕运成本之高昂、环节之繁复、弊端之深重，再次强烈建议，必须寻找替代方案，或大力发展海运，或从根本上提升北方粮食自给能力，否则“仰江南鼻息，终非久安之策”。
这份奏疏，没有提出 immediate 的解决方案，却指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战略问题。它像一颗种子，被林川郑重地收藏起来，等待在下一阶段合适的土壤中萌发。
第三处余烬，则在人心深处。
这一日，林川微服，再次来到了京郊皇庄。与上次来时相比，田亩整理得更为齐整，新挖的沟渠引来了活水，一些农舍旁甚至垒起了猪圈，传来了雏鸡的鸣叫。田间劳作的人们，脸上少了惶惑，多了专注。
他看到一个半大的小子，正吃力地扶着改良后的耧车，他的父亲在一旁小心地添加种子，嘴里念叨着：“慢点，稳点，这金贵家伙什，可不敢弄坏了……”那神情，不像是在对待一件工具，更像是在呵护希望。
林川没有打扰他们，悄然离去。
他明白，最顽固的“余烬”，是长期战乱和压迫在人心中留下的创伤、麻木与不信任。而要熄灭这最后的灰烬，别无他法，唯有靠时间，靠这日复一日的安稳耕作，靠秋日能兑现的丰收承诺，靠一个能让他们看到未来的朝廷。
回到文华殿，林川看着案头杨把总的奏报、黄宗羲的条陈，以及窗外那片正在复苏的土地。内部的敌人已被肃清，思想上的障碍已被破除，最后的隐患也正在被逐一清理或转化。
“余烬”将尽，新风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