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景德元年那场震彻中原的澶渊之役后，宋辽以白沟河为界，签订了震惊天下的澶渊之盟。百余年时光里，双方互称 “兄弟之国”，沿边榷场的驼铃声与叫卖声交织，描绘出一幅看似和谐的边境画卷。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宋徽宗赵佶统治时期，白山黑水间女真部落的崛起如暗潮涌动，东亚政治格局悄然生变，宋辽两国在这场风云变幻中，逐渐陷入利益碰撞的漩涡。
彼时，北宋在雄州、霸州、安肃军等沿边重镇开设的榷场，成为宋辽经济往来的重要枢纽。每年深秋时节，满载着茶叶、丝绸、瓷器的北宋商队，沿着蜿蜒的古道缓缓驶向辽国边境；而来自塞北的驼队，则驮着牛羊马匹、皮毛药材，与中原商人进行着热闹的交易。这本是互利共赢的贸易往来，却因辽国日渐窘迫的财政状况而变了味道。为填补国库亏空，辽廷开始在贸易关卡增设 “翻税”“落地钱” 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甚至纵容边民劫掠北宋商队。在河东边境，双方围绕蔚州飞狐峪的银矿开采权争执不下，北宋以 “界碑位移” 为由，悄然增筑烽火台、加固城防工事。辽道宗耶律洪基得知消息后，当即遣使质问：“南朝此举，莫非欲毁澶渊之约乎？” 言语间满是威胁之意。
政和四年的早春，寒意尚未褪尽，辽军在涿州一带大规模部署新式床子弩的消息，便如惊雷般传到了北宋雄州知州耳中。这床子弩威力巨大，射程可达三百步，是当时极为先进的攻城利器。雄州知州不敢怠慢，立刻将此事密报朝廷。赵佶闻讯后，在童贯的极力怂恿下，授意秘密增调西军精锐，驻守瓦桥关等重要关隘。辽廷得知北宋的军事异动后，枢密使萧得里底亲自率领庞大的使团南下。在汴京巍峨的垂拱殿内，萧得里底神色冷峻，厉声斥责：“贵国擅修堡寨，囤积甲兵，当以何解释？” 面对辽使的质问，北宋宰辅蔡京则不慌不忙，反唇相讥：“北朝越境放牧，私铸宋钱，难道也是信守盟约之举？” 双方你来我往，言辞激烈，往日的友好氛围荡然无存，文书往来措辞也愈发尖锐，昔日的 “兄友弟恭” 化作剑拔弩张。
宣和元年的寒冬，一场由争夺榷场税权引发的冲突，彻底点燃了双方矛盾的火药桶。辽国易州巡检耶律阿古拨，素来对北宋商队在榷场的繁荣心生不满。一日，他竟不顾盟约约束，亲率三百骑兵气势汹汹地冲击北宋新城县集市。北宋当地厢军奋起抵抗，双方在冰封的拒马河畔展开激烈混战。凛冽的寒风中，箭矢如雨般穿梭，喊杀声震天动地，鲜血染红了河面的薄冰。这场小规模交火虽在事后通过签订《新城协议》暂时平息，但却在宋辽关系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裂痕。
面对日益紧张的宋辽关系，赵佶陷入了两难境地。朝中主战派以童贯为首，手握兵权，力主 “以武慑辽”，甚至提出主动出击，收复燕云十六州；主和派则以王黼为代表，坚持 “守盟为上”，认为与辽开战只会两败俱伤。更糟糕的是，宠臣朱勔为讨好皇帝、转移矛盾，极力提议联金灭辽的 “海上之盟”。赵佶优柔寡断，既缺乏果断的决策能力，又在不同势力的激烈博弈中摇摆不定。他时而听从主战派的建议，增兵边境；时而又被主和派说服，派人求和。如此反复无常的决策，使得宋辽边境的矛盾非但未能化解，反而在多方势力的裹挟下愈演愈烈，最终将北宋推向了覆亡的深渊，为日后靖康之变的惨剧埋下了深深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