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姬兰心暗中筹划北上申冤之际，巡按御史崔大人却渐渐察觉到此案似乎有些不对劲。
最初的震怒与“破获大案”的兴奋过后，崔巡按冷静下来，开始更仔细地翻阅案卷。他毕竟是科举正途出身，并非全然昏聩之辈。仔细推敲，发现诸多疑点：所谓“谋逆”，核心证据仅是一份语焉不详的告示和一群胥役、地痞的证词。李青的“同党”供述，几乎全是屈打成招，内容千篇一律，细节模糊。而李家查抄出的财产中，并无任何兵器、甲胄、僭越服饰或煽动性文书，与寻常谋逆案迥异。
他再次秘密提审了两个参与“科考”的妓女（此事他已从其他渠道探知）。那两个妓女吓得魂不附体，哪敢隐瞒，一五一十地将当日怡红院内如何嬉戏玩闹、李青如何儿戏、她们如何胡乱答题、最后如何披着戏服游街的荒唐景象和盘托出。
崔巡听罢，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很可能被刘老黑和那群胥役当枪使了！这哪里是什么谋逆？分明是一场富家秀才在妓院里组织的、荒唐透顶的风流闹剧！虽然逾礼乖张，但也绝对扯不上谋反大罪。
一股寒意从崔巡按的脊背升起。他误判了案情，轻信诬告，动用酷刑，逼死数条人命，抄没良民家产……这若是被朝廷、被政敌知晓，他的官声、他的前程，甚至他的项上人头，恐怕都难保！
恐慌之后，便是强烈的懊悔与愤怒。他恨不得立刻将刘老黑和那些欺瞒他的胥役抓来碎尸万段。然而，他很快冷静下来。事已至此，若立刻推翻原案，承认自己失误，岂不是自打嘴巴，将把柄送到别人手上？案子是他审的，供状是他定的，人是他下令抓的，家是他下令抄的。翻案，就意味着他崔巡按无能、昏聩、制造冤狱！这后果，他承担不起。
尤其是在严刑之下已死了五名家丁，牢中又陆续病饿而死三人，整整八条人命！再加上李家已然倾家荡产……这冤狱的窟窿太大了，根本没法弥补！
思前想后，权衡利弊，崔巡按眼中闪过一抹狠厉与决绝。事到如今，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和身家性命，只能将错就错，一条道走到黑！不仅不能翻案，还要把案子做得更“铁”，更要凸显自己“明察秋毫”、“破获逆案”的功劳！
他立刻将知晓妓院内情的相关人等严密控制起来，威逼利诱，不许他们再吐露实情。对于案卷，他亲自着手，进行了一番“润色”和“加工”。在他的生花妙笔之下，李青在妓院的嬉戏，变成了“于隐秘别院私设科举，广纳党羽，收买人心，其志非小”；妓女们的参与，变成了“裹挟无知民女，以充场面，掩人耳目”；那份被篡改的告示，则成了“逆心昭然，罪证确凿”的核心铁证。至于打死家丁、屈打成招等事，自然一概隐去，反而写成“案犯等自知罪孽深重，皆已供认不讳”。
他甚至觉得，仅仅如此，还不够“稳妥”。那个举报人刘老黑，是个极大的隐患。此人乃市井无赖，今日能为自己所用，他日未必不会反咬一口。而且，李家那庞大的财产……
一个更恶毒的念头在他心中滋生。他提笔在给朝廷的奏报中，不仅极力夸大“逆案”的严重性，详述自己如何“英明神武”地破获此案，最后还特意加上一笔：“查举报民人刘莽，忠义可嘉，于国有功。逆犯李青家产抄没入官，然念刘莽举报之功，依律可酌情赏赐，以彰朝廷惩恶扬善之旨，亦可激励百姓告发不法。臣恳请陛下恩准，将逆产之部分，赏予刘莽，以为天下效。”
这一招，极其阴险狠辣。一方面，他将刘老黑牢牢绑在自己的战车上，用巨大的利益堵住他的嘴，让他成为此案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敢再翻案。另一方面，将赏赐逆产的提议上达天听，若朝廷准了，那此案就等于被最高层面“认定”了，再无翻案可能；若不准，那也是朝廷的意思，与他崔巡按无关，他照样可以按照“既定事实”处理刘老黑。
奏章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往京城。崔巡按做完这一切，长长吁了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却又觉得心头被更沉重的黑暗所笼罩。他走到窗边，望着外面依旧繁华的街市，心中暗道：“李青啊李青，莫要怪我心狠。要怪，就怪你自己行事荒唐，授人以柄！更要怪这世道，有些错，一旦铸成，便再也回不了头了。”
他选择了官袍和顶戴，选择了泯灭良知。却不知，他这份试图掩盖错误的奏章，和一个弱女子北上京城的决心，即将在帝国的都城，引发另一场他无法控制的风波。
而刘老黑，在得知巡按大人不仅没有追究他，反而上奏朝廷要将他举报的“功劳”并请赏李家财产时，简直是喜从天降，乐得几乎发了疯。他日日在家中饮酒作乐，只等着朝廷旨意一下，便可名正言顺地接收李家的万贯家财，从此真正成为常州府一霸，富贵无边。
他做梦也想不到，这泼天的富贵，最终会将他和他的一家，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