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长远发展基础审视的深入，江辰愈发清晰地认识到，清江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实战略框架过程中遇到的诸多挑战和瓶颈，其根源往往可以追溯到治理体系存在的某些基础性、系统性短板。这些短板并非一日形成，也非单一领域的问题，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制约着整体治理效能的提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应对，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进行一次全面、系统、深入的梳理，找准病灶，才能为后续的治理体系改革奠定坚实基础。他决定，由省发改委牵头，联合省委政研室、省政府研究室、省社科院等力量，开展一次为期数月的“清江省治理体系现代化短板与对策”大型专题调研。
调研工作悄然启动，没有大张旗鼓，却力求深入扎实。调研范围覆盖了省市县三级政府及其主要部门，延伸至乡镇街道、村居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调研方式多样，包括文献研究、数据分析、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实地观察、案例剖析等。调研内容聚焦于影响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和深层次问题。
数月后，一份沉甸甸的调研总报告和若干分领域报告摆上了江辰的办公桌。报告没有回避矛盾，客观而深刻地揭示了清江省治理体系存在的几个突出短板：
一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有待提升。 报告指出，虽然重大决策程序不断规范，但在一些领域和层级，仍存在“三拍决策”（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残余现象。政策制定前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有时对复杂性和风险预估不足；专家咨询、公众参与、风险评估等环节的刚性约束不强，容易流于形式；部门起草政策时，有时存在本位主义，缺乏全局考量；部分地方在招商引资、项目布局上，还存在盲目追求速度和规模、忽视质量和效益的倾向。决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也有改进空间。
二是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 “放管服”改革取得了显着成效，但“放”的含金量、“管”的有效性、“服”的便利度仍需提高。一些该放的权还没放到位，或下放后基层接不住、用不好；事中事后监管能力相对滞后，新型监管机制应用不广，存在监管空白或重复监管；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梗阻依然存在，数据壁垒尚未完全打破，“一网通办”体验感有待提升。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仍需进一步厘清，在一些领域存在越位、缺位、错位现象。
三是协同治理机制运行不畅。 条块分割、部门壁垒仍是影响治理效率的顽疾。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事务协调成本高、周期长， “九龙治水”、政出多门现象时有发生。部门间信息共享不充分，业务系统不联通，导致企业群众办事多头跑、重复提交材料。区域协同发展更多依靠上级协调和项目合作，常态化、制度化的协同机制尚未健全。政府与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公众的协同治理渠道不够畅通，社会力量参与不足。
四是基层治理能力存在明显薄弱环节。 基层特别是乡镇（街道）层面，普遍面临权责不匹配、资源短缺、能力不足的困境。“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承担了大量事务性工作，但相应的审批权、执法权、资源调配权有限。干部队伍结构老化、专业能力不强、激励保障不足等问题突出，难以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治理任务。村（社区）自治能力参差不齐，部分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充分。
五是法治保障基础仍需夯实。 一些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的立法相对滞后，无法满足改革发展需要。依法行政意识有待加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仍未杜绝。司法公信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效能发挥不足。全社会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仍需培育。
六是运用现代科技赋能治理能力不足。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治理中的应用广度和深度不够，数据孤岛现象依然存在，数据驱动的决策和精准治理能力较弱。智慧城市建设重硬件轻软件、重建设轻应用问题比较普遍。基层干部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展工作的技能有待提升。
七是绩效管理和问责问效体系有待完善。 考核评价指标设置有时过于侧重显性、短期成果，对质量、效益、成本、长远影响的关注不够。绩效考核结果与干部任用、资源分配挂钩不够紧密，激励约束作用未能充分发挥。问责机制有时存在泛化、简单化倾向，容错纠错机制落实不到位，影响干部担当作为的积极性。
这份系统性的短板梳理，如同一面清晰的镜子，照出了清江省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道路上的差距和不足。报告不仅指出了问题，还深入分析了问题产生的体制机制原因，并提出了初步的改革方向和建议。
江辰仔细研读着这份报告，心情沉重而又清醒。他深知，这些短板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复杂性，解决起来绝非易事，需要久久为功。但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这份报告为下一步深化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翔实的依据和清晰的靶向。他决定，将报告的核心内容和建议，在适当范围内进行通报和讨论，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并着手研究制定针对性的治理体系改革行动计划。补齐治理短板，提升治理效能，已成为推动清江省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一道重要关口。这项工作，艰巨而漫长，但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