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口处的嘶吼与兵刃碰撞声越来越烈，赵忠的长枪手已只剩不到十人，每个人都带着伤，枪杆上沾着干涸的血痂，却依旧死死抵着清军的刀盾，像一群濒临绝境却不肯低头的狼。刘江提着环首刀，刚砍倒一名绕到侧方的清军散卒，就看到一名长枪手被重甲步卒的盾牌撞飞，重重摔在街垒上，口吐鲜血——防线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所有能动的人！都到缺口来！搬沙袋！填砖石！”刘江对着堡内的方向嘶吼，声音嘶哑却带着穿透一切的力量。这声呼喊，像一道军令，瞬间点燃了堡内所有人的斗志。
内堡的街道上，原本负责后勤的流民们立刻行动起来。他们大多是之前逃来的百姓，有的扛着锄头，有的握着扁担，此刻却不约而同地冲向堆放沙袋的空地。二十多岁的阿牛，之前还是个连绑腿都系不好的壮丁，此刻却抱着沙袋，疯了似的往缺口跑——他的父亲昨晚被清军的流矢擦伤，此刻还躺在地窖里，他要守住这个能让父亲安心养伤的家。一支流矢“咻”地擦过他的胳膊，划出一道血痕，他却浑然不觉，只知道把沙袋往缺口的碎石堆上扔，嘴里念叨着：“填上！快填上！”
旁边的老周，头发已斑白，原本负责看守内堡的地窖，此刻也扛着一捆干草跑过来，干草上还沾着没抖干净的雪。“用干草垫在沙袋下，能挡点刀！”他对着阿牛喊，声音因急促的呼吸而发颤。更多的流民跟上来，有的搬砖石，有的扛木材，甚至有人把自家做饭的铁锅都抬了来，倒扣在缺口的薄弱处——他们没有武器，却用最朴素的方式，为前线的士兵筑起一道临时的“墙”。
妇孺们也没有退缩。伙房的张婶，顾不上灶台里的余火，带着几个年轻妇人，抬着盛满滚水的大木桶，快步走到缺口侧方的土坡上。木桶的边缘冒着热气，烫得她们的手发红，却没人敢松手。“等鞑子再往上冲，就往下泼！”张婶咬着牙，眼睛死死盯着缺口处的清军，手里的木勺紧紧握着。旁边的几个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岁，最小的才六岁，却懂事地帮着递布条、搬草药，有的孩子还拿着父亲留下的短刀，虽然连刀都握不稳，却依旧站在妇人们身后，小声喊着：“打鞑子！打鞑子！”
地窖口，负责照料伤员的李郎中忙得脚不沾地。三名妇人帮着他给伤员包扎，有的用剪刀剪开染血的棉甲，有的把草药捣成泥敷在伤口上，还有人用干净的布条帮伤员擦脸。一名被马刀砍中腿的长枪手疼得直冒冷汗，却咬着牙不喊一声，旁边的妇人一边给他包扎，一边轻声安慰：“忍忍，等打赢了，给你熬鸡汤补身子。”
工匠坊的王铁山，放下了手里的修炮工具，拎起一把用来打铁的重锤，带着五名工匠冲了过来。他的脸上沾着铁屑，胳膊上的肌肉因用力而隆起：“少爷！我们来帮你！这锤子砸下去，鞑子的甲都能砸扁！”说着，他看到一名清军步卒正要爬上街垒，猛地举起重锤，从侧面砸了下去——“咚”的一声闷响，那清军的头盔被砸得凹陷，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倒了下去。
甚至连堡里的账房先生李秀才，也放下了手里的算盘，拿起一把生锈的腰刀。他平日里连鸡都不敢杀，此刻却握着刀，站在伤员的帐篷外，虽然手在发抖，眼神却很坚定：“我……我守着伤员，绝不让鞑子靠近！”
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街垒后方——是刘远。他穿着一件旧棉甲，手里拄着一根削尖的木杆，虽然年近六十，脚步却依旧沉稳。他没有去前线搏杀，而是走到流民搬运队的最前面，对着混乱的人群喊道：“都听好了！年轻人搬重的，老人孩子搬轻的，按顺序来，别挤！把沙袋堆在缺口左侧，那里快撑不住了！”
刘远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天然的威严。原本有些混乱的搬运队立刻变得有序：年轻力壮的扛沙袋、搬砖石，老人和孩子则传递干草、木柴，物资被源源不断地送到缺口处。刘江看到父亲的身影，心里一暖，原本紧绷的神经竟有了一丝松动——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父亲，他的乡亲，都在和他一起守着这个家。
“爹！您小心点！”刘江对着刘远喊。
刘远回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只是对着他点了点头，然后继续指挥搬运。那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担忧，只有一种父与子、守堡人与守堡人之间的默契与坚定。
缺口处，清军的冲锋还在继续，多隆的骑兵已经绕到了缺口的两侧，马刀的寒光在阳光下闪个不停；但堡内的支援也源源不断：滚水从土坡上泼下，烫得清军步卒惨叫着后退；沙袋和砖石不断堆在缺口，虽然挡不住火炮，却能减缓清军的冲锋速度；王铁山的重锤时不时砸倒一名冲上来的清军，给长枪手们减轻压力；甚至连李秀才，都在看到一名清军散卒靠近伤员帐篷时，鼓起勇气挥刀砍去——虽然没砍中，却惊得对方后退了几步。
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能做的事：前线的士兵用血肉堵缺口，后方的流民用物资筑屏障，妇孺们用双手救伤员，老人用经验稳秩序。刘家堡不再是一座只有士兵在战斗的堡垒，而是一个所有人拧成一股绳的整体——老人、孩子、男人、女人，识字的、打铁的、做饭的、算账的，此刻都只有一个身份：守堡人。
这是最后的屏障，不是砖石筑成的，而是用所有人的信念、勇气与守护家园的决心筑成的。只要这道屏障还在，刘家堡就不会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