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靠窗的位置总晒着点太阳。苏拉把《挪威的森林》摊在桌上，指尖划过“直子躺在疗养院的草坪上”那段，忽然听见对面传来“咔嗒”一声——黄毛正用打火机点烟，被管理员瞪了一眼，慌忙把烟塞回烟盒。
“这书我看了三回，没看懂。”他挠挠头，指腹蹭过封面的爵士乐手插画，“一个日本小子，天天喝威士忌听唱片，跟咱们村东头那几个待业青年似的，咋就成了世界名着？”
马克刚从书架上抽了本卡夫卡的《变形记》，书页间夹着片干枯的银杏叶。“你觉得待业青年的日子没劲，可村上写的就是这股没劲——就像你打游戏输了，嘴上骂骂咧咧，心里却清楚那点失落是真的。”
苏拉想起去年冬天，她在便利店打工，凌晨三点遇见个穿西装的男人，买了罐啤酒站在路灯下喝。当时只觉得他古怪，现在读着渡边和绿子在电话里闲聊的段落，忽然懂了那男人的孤单——不是没人陪，是陪着的人，未必懂你为啥对着路灯发呆。
“可他写的净是洋玩意儿。”黄毛翻到书里提到的鲍勃·迪伦歌词，眉头皱成个疙瘩，“咱们连他说的唱片店都没见过，咋能看懂？”
“你吃过汉堡不？”马克忽然问。
“废话，小区门口就有。”
“那你觉得汉堡是面包夹肉，还是肉夹面包？”马克往搪瓷杯里倒热水，白汽裹着茶香飘起来，“在日本，村上写的那些威士忌、爵士乐，就像咱们眼里的汉堡——看着是洋的，吃到嘴里，还是自己的滋味。”
苏拉想起外婆做的“改良版披萨”，用发面饼当底，抹上豆瓣酱，铺上青椒和腊肉，烤出来的味道跟必胜客完全不同，可全家人吃得照样香。就像《挪威的森林》里，渡边听着西方的唱片，烦恼的却是日本年轻人的恋爱和生死——壳子是借来的，里头的瓤，还是自己的。
午后的阳光移到书架上，照亮了一排村上的书。《海边的卡夫卡》里，少年背着背包在公路上走，耳机里放着古典乐；《1q84》里，青豆在健身馆听着爵士乐，心里盘算着复杂的计划。苏拉忽然发现，这些书里的人物，就像她那些在大城市打工的同学——白天挤地铁时听着英文歌，晚上给家里打电话时，还是会说一口带着乡音的普通话。
“他写的孤独，跟咱们村里的不一样。”黄毛忽然说。他老家在山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老人，孤独是坐在门槛上盼着邮递员；可书里的孤独，是明明挤在人堆里，却觉得自己像透明的。
“孤独也分好几种。”马克从包里掏出个随身听，按下播放键，鲍勃·迪伦的《blowin in the wind》漫出来，“就像这歌，在六十年代的美国，是反战的口号；到了村上的书里，成了渡边和直子之间没说出口的话；到了你耳朵里，可能就是单纯觉得‘这调儿顺耳’。”
苏拉想起自己读高中时，攒了三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个二手mp3，里面存着周杰伦的歌，也有英语老师推荐的披头士。晚上躲在被窝里听，有时觉得《晴天》里的遗憾，跟《hey Jude》里的怅然，其实是一回事——只不过一个说中文，一个说英文。
闭馆前，管理员来催了。黄毛把书往书架上插时，忽然指着《且听风吟》的封面笑了：“你看这男的，喝着啤酒看海，跟我上次在青岛海边见的那帮游客一模一样。”
“这就是村上的本事。”马克把银杏叶夹回卡夫卡的书里，“他用西方人熟悉的酒杯，装着东方人的酒。你可能不认识那酒杯，可喝到嘴里，就知道是啥滋味——孤独这东西，哪分什么东方西方？”
走出图书馆，晚风卷着落叶打旋。苏拉看见街角的烧烤摊前，几个年轻人举着啤酒瓶碰杯，有人在说刚看的好莱坞电影，有人在聊老家的秋收。她忽然觉得，这些人就像村上笔下的人物，用别人的故事当下酒菜，聊的却是自己的日子。
或许，好的文学就是这样——像个会变戏法的调酒师，用威士忌、爵士乐、卡夫卡当原料，调出来的那杯酒，却能让每个喝的人，都尝出自己心里的那点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