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刻。
桃园之内，朱雄英借助空间之力，清晰听见皇宫中老人的低语。
唇角微微上扬。
倘若此刻他在侧，定会轻声道：“祖父，您终于懂了。”
铁制的刀锋，一次只能取一人性命。
可真正致命的，往往是看不见的锋芒。
就像这一次，让草原上的牧人改养牛羊，不再饲育战马。
听来不过是寻常政令。
但要落地执行，却必须依靠压倒性的力量作为后盾。
人心不盲，当整个草原都悄然转变生计方式时，北元权贵岂能毫无察觉？
这般断根之策，若未先行剪除其上层势力，还未启程便已终结。
所以，首要之事，便是瓦解北元的核心统治。
而此计最精妙之处，并非仅是缓慢侵蚀其战力，如同温水慢煮血肉。
更关键的是——
商贾之地，必聚人成市，繁华自生。
一旦大明推动此策，北方游牧族群无论情愿与否，都将被迫告别迁徙生涯，开始定居生活。
有了固定的居所，生活方式随之改变。
若其经济命脉又被大明牢牢掌握，边患之局，自然迎刃而解。
再者，随着大明军械技艺不断领先。
时间拖得越久，北地威胁就越发萎缩。
终有一日，大明北疆将崛起一座座“商业重镇！”
那些曾经驰骋荒原的部族，将深深依赖中原的物资与秩序。
到那时，边患不除而自消。
至于大明商人如何与北地交涉条款、议定货价。
这些琐细，无需朱雄英亲力操持。
他深知，商人逐利，天性使然。
他们自会追寻利益的极致，如影随形，无声收割。
“这些道理，老爷子他们迟早会明白。但核心所在，仍在于‘控制’。”
“这控制，不只是压制草原新起的势力，也包括约束我方的商旅之徒。”
只是……
真正的掌控之力，因山高路远，难以即时传达。
起初交易尚稳，可时间一长，钱财动心，纷争必起。
因此，铺设铁轨，提速往来，已是刻不容缓。
然而……
大明眼下运力匮乏，精通此道之人更是凤毛麟角。
朱雄英静立思索。
他并未向老爷子明言这些。
因他知道，身处庙堂之巅者，自有其洞察。
此刻他真正在意的，是另一条路——同样关键，关乎国本。
此时，他的身影伫立在一棵繁花满枝的桃树之下。
【文教兴国、百工振业！】
就连朱雄英也不得不承认，在他的布局之下，大明如今技术充盈，钱粮丰足。
唯独缺少一样——
能让这一切真正扎根、生长的根基。
却是创造者！
是推动万业前行，引领大明走向腾飞的真正力量！
没有他们，大明便无法完成蜕变。
无法在短时间内跻身强盛之列。
更不可能将铁轨延伸至四方。没有铁轨，纵有千般技艺，也不过独步蹒跚。
于是，百姓便难以迈入“温饱有余、家藏闲钱”的安稳日子。
可眼下大明所育之人，大多不过是熟读“四书五经”、满口“之乎者也”的儒生。
八股取士！
以经典为纲，成了天下学子跃入仕途的唯一阶梯。
这阶梯的形成，确与时代背景相连。
譬如南北地域之间的平衡考量。
但长此以往，八股非但不能识才，反而扼杀真才实学。
这种压抑，绝不可持续。
大明需要人才，需要能“振兴百工”的实干之士。
这才是国家真正的根基。
根基若弱，纵使兵甲精良，也不过空壳一副，外强中干。
正因如此，朱雄英心中最坚定的目标，正是：“文教兴国、百工振业！”
“可这条路，艰难重重。”
他眉头紧锁，陷入沉思。
若说抵御北患，是自百姓到官员，乃至太祖都愿共赴之事，那么——
【文教兴国，百工振业！】
其阻力，远超此前提出的“财政改制”与“军制变革”。
因为它动摇的，不只是“八股取士”这一国策；
它触动的是无数官吏的前程，更是千千万万埋首于“四书五经”的学子命运。
他们苦读数十载，只为一朝登科。
一旦发现通往功名的道路被改写，必然人心动荡。
毕竟，今日朝中文官、学界大儒，皆由八股之路而出。
如今要变法易制，岂是轻而易举？
莫看朱雄英如今声望如日中天，民间敬之如神明，朝中亦多拥戴。
可一旦推行此策，恐怕所有文臣、儒士、监生、学子，都将视他为敌。
可是，因为畏惧反对，就止步不前吗？
不。
他心中有六百年后的文明回响，灵魂深处烙印着未来的智慧光芒。
他是大明皇室血脉，是帝国将来的执掌者。
怕什么？
若惧人言，当初就不会提出那般触动权贵的“财政与军制改革”。
更何况，他早已布下伏笔。
这也正是他选择提“文教兴国”，而非“科教兴国”的根本所在。
文教二字，似乎仍扎根于儒学的传统脉络之中。
追溯源头，先秦时期的儒学，并非孤立存在。它在诸子百家的争鸣中不断吸纳、演变。
在那之前，儒者所崇尚的并非空谈义理。
汉唐之际，君子六艺中明确包含“骑”与“射”，皆是实操之术，关乎体魄与战技。
只是后来，经由层层修订与取舍，原本兼具文武之道的学问，渐渐偏移了方向。
于是便有了今日这般景象：书生不识弓马，却敢论兵事；纸上谈兵者高居庙堂，反令实务之人束手无策。
这种风气，并非自古如此。
确切而言，是在前宋时期才逐步成型。
而如今的大明，幸有太祖皇帝镇守江山，朝纲未堕，武备尚存，此等弊病尚未显现。
但历史的轨迹早已留下印记。
待到那位被称作“大明战神”的帝王，在土木堡一役中将永乐留下的将领尽数折损之后，朝廷格局为之一变。
自此，武将退出权力核心，文臣再度掌控朝政。
成化年间，八股文进一步固化，科举之路越走越窄，选拔之法愈发僵化。
直至“东林书院”崛起，文官集团更是借讲学之名，广植私党。
他们口口声声“忠君爱国”，可所作所为，实则分割皇权，架空政令。
其势之盛，竟使后世天子难以触达民间疾苦，朝廷与百姓之间，渐成隔阂。
在朱雄英眼中，这种专利于士大夫阶层的“腐儒之学”，连同僵化的科举制度，绝不能在大明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