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夏末的雨，来得悄无声息。
天边一道灰线压过来，山峦如墨染，云层低得仿佛能蹭到屋顶。教室里闷热，空气凝滞，风扇在头顶吱呀作响，扇叶上积着厚厚一层灰，吹出来的风带着铁锈味。学生们昏昏欲睡，有人用课本挡着脸，有人趴在桌上打盹。只有最后一排那个女孩，还睁着眼。
她叫段贞德。
十三岁，瘦得像根竹竿，校服宽大，空荡荡挂在身上。她低头抠着课桌边缘，指甲缝里嵌着木屑，手指微微发抖。她不是在走神，而是在数——数自己还能在这所学校待多久。
“段贞德！”老师点名，声音清亮。
她猛地抬头，嘴唇微动：“嗯。”
教室里瞬间炸开哄笑。
有人吹口哨，有人学她低头的样子，还有人故意用笔戳同桌，低声说：“她妈早死，爸喝酒，谁要她？”
老师没制止，反而笑着接话：“名字起得好，贞洁的德行，将来一定嫁个好人家。”
笑声更大了。
段贞德的脸红得像要滴血，她低下头，手指抠得更深，木刺扎进皮肉，她也不觉疼。她知道，自己是“没人要的孩子”。
母亲难产而亡，那年她刚满三岁。
父亲从此酗酒，整日瘫在屋角的竹椅上，酒瓶堆成小山。继母进门三年，她就成了灶台边的小丫鬟。六岁起扫地、洗衣、做饭，稍有差池，就是耳光和咒骂。父亲醉后常说：“你娘死得早，你也别活太久。”
她读到小学毕业，继母便将她赶出家门。
“滚！别占我们家米缸！”
她背着蛇皮袋，站在村口，回头望了一眼那间黑瓦土屋，风吹起她额前碎发，露出一双眼睛——
干净，却无光。
2003年，她十七岁。
绿皮火车在铁轨上喘息，车厢里挤满南下寻生的青年。她蜷在角落，蛇皮袋垫在身下，耳朵贴着冰凉的车窗。窗外，稻田、山丘、小站，一一掠过，像她被撕碎的童年。
目的地——深圳富士康。
工厂在龙华，铁皮厂房连成一片，像一座巨大的铁盒子。流水线二十四小时运转，机器轰鸣如雷。她被分到手机零件组装线，每天站十二小时，手指重复同一个动作：插、压、检、放。工资1800，吃住全包，生活单调，却安稳。
她不说话，工友叫她“哑巴”。
她也不恼，只是每天下班后，用肥皂洗三遍手，指甲缝里的金属粉才肯褪去。她把工资存起来，一张张叠进铁盒，贴身藏着。她想，总有一天，她要离开这里，找个没人认识她的地方，重新活一次。
2005年，她十九岁。
刘一手，同线工人，湖南人，话少，眼神沉。他第一次给她糖，是薄荷味的，纸包已经皱了。她没接，他便放在她工位的零件盒上。第二天，糖还在。第三天，他塞进她饭盒里。她吃了，没说话，但那天晚上，她梦见自己站在一片花田里，有人递她一颗糖，她接了。
三个月后，他们在城中村租了间十平米的房。
房子低矮，墙皮剥落，一张床，一张桌，一个煤气灶。没有窗帘，月光直直照进来，落在她脸上。刘一手说：“以后，这就是家。”
她点头，手指绞着衣角，像第一次被点名时那样。
2006年初，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验孕棒两条红线，她盯着看了十分钟，眼泪无声滑落。
她抱着刘一手，声音发抖：“我们结婚吧……孩子不能没爹。”
刘一手沉默良久，手指摩挲她发梢，低声道：“等我回去办手续。”
她信了。
他走了，说三天就回。
第四天，她去他宿舍找人。
工友说：“他回老家了，跟另一个女的结婚了，是他表妹介绍的。”
她不信，打电话，关机。
她站在宿舍楼下，望着那扇他曾住过的窗，直到天黑。
她独自去医院，做了引产。
手术台冰冷，医生说：“你体质弱，流产后要静养。”
她点头，一句话没说。
术后大出血，她昏死过去。
醒来时，躺在工厂医务室，脸色惨白如纸。医生叹气：“再晚半小时，人就没了。”
她丢了工作。
没有赔偿，没有道歉，只有一纸“自动离职”通知。
她拖着虚弱的身体，坐长途车去深圳，找舅舅。
舅舅在沙井一家湘菜馆当厨师，人老实，心善。
他见她瘦得脱形，眼窝深陷，一句话没问，只说：“住下吧。”
她在他店里当服务员，端盘、擦桌、洗碗，手脚勤快，从不抱怨。客人喜欢她，说她“眼神干净，像山泉水”。
她以为，这一生就这样了。
可命运，才刚刚开始翻她的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