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进这栋老楼的第一天晚上，王蕾就对我说：“老公，看对面那扇窗。”
当时我正低头玩手机，随口“嗯”了一声，没抬头。这房子是便宜，但也旧得可以，墙皮像老人斑一样剥落。我们图的就是它便宜，还能看到一点稀罕的江景——虽然那江早就脏得发黑了。
“看什么，有鲍鱼看啊？”我讲脏话，眼睛还粘在屏幕上。王蕾喜欢我这样，她说这样不装，像两口子。
“你过来看看。”她的声音有点飘，不像平时。
我这才走过去，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们住在六楼，正对面大概二十米开外，是另一栋几乎一模一样的灰扑扑的居民楼，和我们这栋像是用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们卧室的窗户，正对着一扇同样规格的窗。
天还没全黑，对面那扇窗里没开灯，拉着厚厚的、洗得发白的蓝色窗帘，只留着一条两指宽的缝。
“看什么？就一破窗帘。”我搂住她的腰，手不规矩地往下滑，“还不如看你。”
她没像往常那样笑骂着躲开，反而抓住我的手，指甲抠得我有点疼。“看缝里头，”她声音压得很低，气息喷在我脖子上，有点凉，“有人。”
我眯起眼，往那条黑黢黢的缝里瞧。一开始什么也看不清，只有家具模糊的轮廓。可当我盯着看了几秒，适应了那片昏暗后，背脊忽然爬上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寒意。
缝的后面，不是墙壁，不是家具。是一张脸。
一张紧贴着玻璃的脸。太近了，反而看不清五官细节，只能看见一个惨白的人脸轮廓，嵌在那道缝隙的黑暗里，一动不动，好像在朝这边张望。
“我操。”我下意识骂了一句，往后挪了半步，“谁啊，有病吧，这么偷看。”
“不像偷看，”王蕾的声音绷紧了，“像……像一直在那儿。”
就在这时，对面那扇窗户“刷”地一下，窗帘被拉严实了，一丝缝也没留下。那张脸消失了，仿佛刚才只是我们共同的错觉。
“妈的，吓老子一跳。”我松开王蕾，为了掩饰心里那点发毛，故意说得粗声粗气，“管他呢，爱看看去，反正晚上老子拉上窗帘，跟你妖精打架，让他看个够。”
王蕾勉强笑了笑，没接我的下流话，只是又看了那扇紧闭的窗户一眼，走过去把我们的窗帘也“呼啦”一下全拉上了。
那天晚上，我们很疯。王蕾格外主动，像是要借身体的激烈，驱散脑子里那片顽固的阴影。火山喷发的那一刻，我脑子里电光石火般闪过的，却是对面缝隙里那张看不清的、惨白的脸。
后来几天，我开始有意无意地观察对面。
对面那扇窗，白天窗帘永远拉着，严丝合缝。到了晚上，也很少开灯。偶尔，夜深人静时，那蓝色的窗帘后面会亮起一团昏黄模糊的光，但很快又熄灭。从没见过有人拉开它，也从未见过晾晒衣物，那扇窗死气沉沉，像口钉在墙上的薄皮棺材。
怪事是从一个星期三开始的。
那天我加班到很晚，拖着快散架的身子回家，快凌晨一点了。整栋楼都睡了，静得能听见自己耳朵里的嗡鸣。我摸黑打开卧室门，王蕾背对着我侧卧，似乎睡着了。我懒得开灯，借着窗外城市永不熄灭的、暗红色的天光，走到衣柜前想拿睡衣。
就在转身的时候，眼角的余光，似乎捕捉到对面楼有一点不同。
我停住动作，慢慢地，像被什么无形的东西牵引着，扭过头，看向那扇后窗。
我们的窗帘没拉严，露着一道巴掌宽的缝隙。外面是粘稠的夜。而对面，那扇沉寂了许多天的窗户，此刻，窗帘竟然拉开了一半。
窗玻璃后面，有一个人影。
它就站在窗后，一动不动，面朝着我们这个方向。屋里没开灯，那人影只是夜的一部分，一个更浓、更僵硬的黑色剪影。我看不清它是男是女，甚至不确定那究竟是不是“一个人”的轮廓，因为它站立的姿势有种说不出的别扭，头颈和肩膀的角度，正常人的骨头似乎拗不成那样。
它在看什么？看我这里？
我屏住呼吸，死死盯着。黑暗对望黑暗。几秒钟，或者几分钟，时间失去了意义。然后，那黑影抬起了一条手臂，动作很慢，很滞涩，像生锈的机器，朝着我们的方向，小幅度地，一下，又一下地摆动着。
那不是打招呼。那动作僵硬、重复，带着一种令人极度不适的节奏感。像是在招手，又像是在重复某个诡异的仪式。
我全身的汗毛“噌”一下全立了起来，一股寒气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我猛地后退一步，撞在衣柜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唔……怎么了？”王蕾被惊醒，迷迷糊糊地问。
“没……没事，”我声音有点发干，眼睛还不敢从对面挪开，“撞了一下。”
我再看向对面时，那拉开的半扇窗帘，不知何时，已经又合拢了。窗户恢复了原样，死寂，紧闭，仿佛刚才的一切从未发生。只有我怦怦狂跳的心脏，和一身冰凉的冷汗，证明着那并非幻觉。
“你看见什么了？”王蕾坐起来，声音带着睡意和一丝警觉。她太了解我了。
“对面……好像真的有人。”我终究没瞒她，把事情说了，但省去了那个招手的细节，只说看到人影站在窗后。
王蕾沉默了很久，在黑暗里，我只能听到她略微急促的呼吸。“明天，我去打听打听。”她说。
王蕾是个小会计，但比我会来事儿。第二天下午，她就从楼下聚在一起晒太阳、聊闲天的老太婆们那儿，套出了一些话。
“对面那户，”晚上吃饭时，王蕾压低声音对我说，眼睛却瞟着后窗方向，“就正对我们那家，姓陈。原来住着一对老夫妻，带着个二十多岁的儿子。儿子这里，”她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不太清楚，据说从小就不太对劲，怕人，不说话，老两口看得紧，很少让他出来。”
“后来呢？”
“大概两年前，老陈，就是那家老头，半夜突发心梗，没等救护车来，人就没了。没过三个月，老太太也跟着去了，说是伤心过度。走得都挺急。”王蕾用筷子慢慢扒拉着碗里的米饭，“之后，就剩下那个儿子一个人住。”
“就那个……脑子不清楚的？”我问。
“嗯。邻居们都说，自那以后，就几乎没见过那儿子出门。社区和派出所的人好像去过，但那人就是不开门，只隔着门说他很好，不用管。后来……好像也就不了了之了。
物业费一直从老两口留下的账户里扣，水电也一直用着，虽然用得极少。大家渐渐也就当那房子是空的。”王蕾放下筷子，没什么胃口，“都说那屋子不干净，老两口去得不甘心，还在里头。尤其是晚上，没人敢靠近那一边的楼道。”
我听得心里发毛：“那刚才你说的那些老太太，她们见过那儿子吗？现在？”
王蕾缓缓摇头：“都说起码一年多没见过了。但她们说，有时候晚上，能感觉到那扇窗户后面有人站着，在往外看。也只是感觉。”
“感觉……”我想起昨晚那个招手的人影，嘴里泛苦。
“老公，”王蕾忽然抓住我的手，她的手心冰凉，“我们把那窗户封上吧，或者，我们搬家？我有点怕。”
搬家？谈何容易。押一付三的租金，我们那点存款，刚刚折腾进来。我强撑着扯出一个笑，捏了捏她的手，手上却用了点下流的力道：“怕个鸟。就算是鬼，也是个没碰过女人的饿死鬼，老子阳气重，还能镇不住它？今晚你就看老公怎么‘镇宅’。”
王蕾被我弄得脸一红，啐了一口，但眼底的恐惧似乎真的散了些。恐惧和欲望，有时候挨得很近。
可有些东西，不是插科打诨就能驱散的。
真正的恐怖，在三天后的午夜降临。
那天晚上，我和王蕾又折腾到很晚。结束时两人都很累。
窗户开了一条小缝，有微凉的夜风吹进来，拂在湿黏的皮肤上，很舒服。我们都懒得动，也没想起去拉严窗帘。
不知躺了多久，我的意识在半睡半醒间浮沉。忽然，王蕾猛地抓住了我的胳膊，力气大得吓人。
“老……老公……”她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像是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的气音。
我瞬间清醒，顺着她极度恐惧的视线望去。
对面那扇窗，今晚，彻彻底底地敞开着。
没有窗帘的遮挡，窗户像一个方形的、黑暗的大口。对面屋里依旧没有开灯，但远处另一栋楼顶的航空障碍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将一抹诡异的、转瞬即逝的红光，扫过那片空洞的窗口。
就在那红光一闪而逝的刹那，我看清了。
窗户里面，站着一个人。不，不止一个。
是三个“人”，直挺挺地，并排站在敞开的窗户后面，面朝我们。
左边那个，稍微矮小些，像个老妇，穿着深色的、盘扣的衣服。中间那个，瘦高，像个老头，背有些佝偻。右边那个，身形像个年轻男人，但站得歪歪扭扭，头以一种不可能的角度，歪向一侧肩膀。
他们一动不动，并排站着，像三尊摆放在橱窗里展示的、粗劣的蜡像，又像是三具被吊在窗户后面的尸体。
红光扫过，照亮他们模糊一片、看不清五官的脸，然后消失，他们重新没入黑暗。几秒后，红光再次扫过，他们依旧站在那里，姿势都没有变过一分一毫。
“啊……！”王蕾的尖叫终于冲破了喉咙，尖利，短促，又猛地被她自己用手捂住，变成一种可怕的、被扼住的呜咽。她全身抖得像风中的落叶。
我也被钉在了床上，血液似乎冻住了，四肢冰冷僵硬，连呼吸都忘了。极致的恐惧攫住了我，那不是对危险的反应，而是对某种彻底违背常理、亵渎正常世界秩序的东西，最本能的抗拒和战栗。
那一家三口。他们不是站在那里。
他们是被“摆放”在那里的。
这个念头毫无征兆地刺进我的脑子。我死死瞪着那三个黑影，在周期性扫过的红光里，忽隐忽现。他们身后，是他们家深不见底的、漆黑的客厅，像一个巨大的巢穴，或者坟墓。
然后，最右边，那个头歪向一边的年轻男人的身影，动了。
不是走，不是跑。他的身体开始小幅度地左右摇晃起来，越来越快，幅度也越来越大。那不像一个活人的动作，更像一个关节松脱的提线木偶，被一只看不见的、充满恶意的疯子的手，胡乱地拉扯、抖动。
摇晃中，他的手臂再次抬了起来，指向我们，然后，那抬起的手也开始疯狂地上下摆动，速度快得拖出了残影，和身体的摇晃组合成一种癫狂的舞蹈，一种寂静无声的、歇斯底里的狂欢。
而另外两个身影，那个“老妇”和“老头”，依旧纹丝不动，只是“站”着，仿佛在“观看”。
“跑……”我从牙缝里挤出这个字，几乎是翻滚着跌下床，双腿软得不像自己的。我扯起已经瘫软的王蕾，她像一袋沉重的棉花，我几乎是半拖半抱，把她拽离卧室，冲进客厅，反手“砰”地撞上卧室门，又哆嗦着拧上锁。
我们瘫坐在冰冷的客厅地上，背靠着门，剧烈地喘息，像两条离水的鱼。卧室里一片死寂，但我们谁也不敢再靠近那扇门，仿佛那后面连接的已不是卧室，而是地狱的一个开口。
那一夜，我们缩在客厅沙发角落，开着所有的灯，紧紧抱在一起，睁眼到天亮。谁也没提报警，怎么说？说我们看到对面楼一家三口的鬼魂在窗户后面跳舞？
第二天，天色大亮，阳光刺眼。我和王蕾脸上都带着浓重的黑眼圈，像两个游魂。我鼓足平生最大的勇气，抄起厨房里最厚实的一把刀，一步步挪到卧室门口，耳朵贴在门上听。
一片寂静。
我拧开门锁，猛地推开门——刺眼的阳光充满房间，一切如常。床铺凌乱，窗户依旧开着那条缝，微风拂动薄纱内帘。对面那扇窗，蓝色的窗帘拉得紧紧的，冷漠地对着我们，仿佛昨夜那惊悚的一幕，只是一场过分逼真的噩梦。
但我和王蕾都知道，不是。
我们开始疯狂地找房子，哪怕违约，哪怕损失押金。可就在我们联系中介，心神不宁地打包行李时，对面给了我们最后一次，也是最致命的一次“注视”。
那是决定搬走的前一晚。东西收拾得差不多了，我们以为只要不在卧室就没事，准备在客厅沙发上将就一夜。我心神不宁，总觉得要再去确认一眼，好像不看那最后一眼，就无法真正逃离。
我让王蕾待在明亮的客厅，自己摸到卧室门边，没开灯，因为开灯会影响视线。
我将眼睛凑近门缝，望向那扇罪恶的后窗。
外面是深沉的夜。对面，那扇窗的窗帘，居然又拉开了一半。
但这一次，窗户后面，只有那个年轻男人的身影。
他不再摇晃，只是静静地站着，面朝这边。红光扫过时，我看清了更多细节。他穿着一件分辨不出颜色的旧外套，头发很长，很乱。他的脸……依旧模糊，但红光掠过的那一刻，我似乎看到，他的嘴角，向上扯着。
那不是一个笑容。那是某种面部肌肉彻底僵死、失控后形成的怪异褶皱，硬生生将嘴角拉向耳根的方向，固定在那个“位置”。
然后，他缓缓地，抬起双臂，平伸向前，手掌摊开，对准我们的窗户。
接下来发生的，我无法理解，甚至无法准确地用语言描述。我只看到，在他平伸的双手前方，空气……或者说，光线，开始扭曲。像层层叠叠的波纹。那波纹以他的双手为起点，像水中的涟漪，又像透明的触手，缓慢地穿透了他面前的玻璃窗，朝着我们这边，弥漫过来。
二十米的距离，仿佛不存在。那无形的、令人极度不安的扭曲波纹，似乎下一秒就要触及我们的窗玻璃。
就在我肝胆俱裂，以为自己要目睹某种超现实的恐怖接触时，对面人影的双手，猛地做出了一个“撕扯”的动作。
没有声音。
但客厅里，骤然传来王蕾凄厉到非人的惨叫！
“啊……！我的脸！我的脸！！！”
我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冲回客厅。只见王蕾蜷缩在沙发脚下，双手死死捂住自己的脸颊，鲜血从她的指缝里汩汩涌出，瞬间染红了她的手背、手臂和胸前衣襟。她浑身痉挛，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倒气声，眼睛因为极致的痛苦和恐惧而暴突。
“蕾蕾！”我扑过去，想拉开她的手查看，却又不敢用力。透过她颤抖的手指缝隙，我看到了——她的脸颊上，凭空出现了几道深深的、皮肉翻卷的裂口，像是被看不见的利爪，狠狠撕扯过！伤口深可见骨，边缘却诡异的平整，没有烫伤或冻伤的痕迹，就是最纯粹的、暴力的撕裂。
没有凶器。没有外人。我们在锁好的房间里。
“对面……是……对面……”王蕾在剧痛和惊吓中断断续续地哀嚎，眼泪混着血水淌下来。
我猛地回头，看向卧室方向，全身的血液都冲向了头顶，又瞬间冻结。我抄起刀，狂吼着，不是为了壮胆，而是因为如果不吼出来，我立刻就会疯掉。我冲进卧室，不顾一切地朝那扇后窗吼叫、挥舞手里的刀，像个彻底的疯子。
对面，窗帘已经合拢。一切重归死寂。只有我粗重的喘息，和王蕾压抑不住的、越来越微弱的痛苦呻吟在房间里回荡。
我叫了救护车。
在医院，面对医生的询问，我语无伦次，只说我们遇到超自然现象了。医生看着我，像是看神经病一样。他们给王蕾清创、缝合、打针。伤口很深，很可怕，会留下永久性的疤痕。但医生说，不幸中的万幸，没有伤到重要的神经和血管，只是皮肉伤。
皮肉伤。我听着这个词，想笑，却比哭还难看。
警察也来了，简单做了记录。我重复了同样的说辞。他们看了看我们租住的、凌乱的、正在打包的家，没有多问，都以为我们精神有问题，只例行公事地告诫了几句，让我们注意安全，有事报警。
没有人去查看对面那栋楼，那扇窗。
王蕾的脸上缠着厚厚的纱布，只露出一双曾经很明亮、现在却只剩下巨大空洞和惊惧的眼睛。她不再惨叫，也不再流泪，只是沉默，死一样的沉默。偶尔，她会神经质地猛地颤抖一下，然后更紧地蜷缩起来。
我们没有再回那个“家”。押金、行李、甚至一些还没结清的房租，我们全都不要了。用最快的速度，逃离了那个区域，那个城市，逃到了现在这个离家千里、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南方小镇。
我们在镇上租了个一楼带小院的房子，卧室的窗户对着自家的院墙，墙上爬满了茂密的爬山虎，绿得发暗，密不透风。
王蕾脸上的伤慢慢愈合，留下了永远无法消除的、扭曲的疤痕。她变得沉默寡言，再也不敢照镜子，更不敢在晚上靠近任何窗户。
而我，在无数个失眠的夜里，总会突然想起那最后的一幕：对面窗户后，那个平伸双手的人影，那扭曲穿透空间的、无形的“撕扯”。
他或许不是在攻击我们。至少，不完全是。
他是在“回应”。回应我们最初的窥视，回应当初我那些自以为幽默的下流话，回应我们在这个窥视与被窥视的游戏里，所投注的所有不自知的、轻佻的注意力和被撩动的好奇心。我们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于是，那不该存在的，也看见了我们，并且，用它自己的方式，触摸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惩罚。
我后来在网络上，用各种模糊的关键词，断断续续查到过那栋老楼所在街区的一些零散旧闻。
大多说法一致：一对老夫妻先后病故，留下有精神障碍的儿子独居，不久后，其子也“因故去世”，具体时间和原因，语焉不详。
那一片区后来加快旧改，两栋老楼很快被推平。新的商业广场建了起来，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再也没人提起那里曾经住过什么人，发生过什么事。
只有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会被推土机碾碎。
它只是换了个地方，静静地待在城市的阴影里，待在某扇不为人知的后窗后面，等待着下一个无意间投来视线的人，等待着下一次无声的“对视”与“回应”。
而关于后窗的都市怪谈，不知不觉，又多了一个。只是这一次，听过的人，大多不信，或者，不敢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