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睁开眼的时候，窗外天已经亮了。
阳光照在床头柜上，戒指还在那里。昨晚的吻还留在唇边，可我心里却空了一块。
我坐到钢琴前，手指碰到琴键，弹的是我最熟的那首歌。观众听过无数遍，每次都会鼓掌。可今天，我越唱越不对劲。声音是准的，情绪也到位，但总觉得不是我自己在唱。
我把录音放出来听，画面里的我笑得自然，动作流畅，像排练过千百次的木偶。我停下来，翻出最近几场演出的视频，一帧一帧看。每一个转身，每一句高音，全都一样。我好像被困住了。
关毅推门进来时，我正盯着一张写满又划掉的纸。
他手里提着早餐，顺手把喜糖放在桌上。“流程图改好了，你看吗？”他问。
我摇头。“有点累。”我说。
他知道我不是身体累。我没抬头，但他站在我身后很久，什么也没说。
他走后，我打开电脑，想写新歌。光标闪了很久，我只打出一行字：我能走多远？
那天晚上，他没回家。凌晨两点，手机震动了一下。
“林砚答应见你。”他说。
我没回。我知道这个名字。他是那种从不收徒弟的人，说过歌手只能自己长出来，教不出来。关毅能让他点头，不容易。
三天后，我走进录音棚。
林砚坐在控制台前，穿着旧毛衣，头发花白。他没起身，也没打招呼，直接按下播放键。
是我最近五首歌的剪辑。节奏不同，编曲各异，可听下来，旋律走向、情感处理，全是一个模子。
“你现在的成功，正在杀死你的未来。”他说。
我站着没动。
“技术没问题，但你在安全区唱歌。你知道什么是安全区吗？就是别人觉得你好听的地方，你反复去唱。可艺术不是为了让人舒服。”
他关掉音乐。“现在，唱一段爵士蓝调。没有伴奏，没有词，随便唱。”
我张嘴，试了几次，声音发紧。我想找调，想找节奏，可什么都抓不住。
“停。”他说，“你太依赖正确了。你现在不是在唱歌，是在考试。”
我走出录音室，手心出汗。走廊灯光很亮，我靠在墙上，听见自己心跳很快。
关毅在门口等我。他递来一杯热茶，没问结果。
我把头靠在他肩上。“我觉得……我不够好了。”我说。
他握住我的手：“正因为你还想更好，所以才值得更好。”
第二天早上，我回到录音棚。
林砚看了我一眼。“愿意再来，说明你还没死。”他说。
他开始带我听老唱片。不是现在流行的，是二十年前街头艺人录的现场，还有八十年代电台即兴演唱。那些声音不完美，有的走音，有的破嗓，但每一声都像活的。
“听这个女人。”他放一段录音，“她唱错了三个音，可她在哭。你听得出来吗？她刚失去孩子。她不是在表演悲伤，她就是在悲伤里。”
我闭上眼，听完了整段。
他让我模仿各种声音——老人说话，小孩哭闹，风吹树叶。他说这些才是声音的起点，不是技巧，是本能。
有一次，他让我用气声唱一首摇滚情歌。我不懂怎么控制气息，嗓子很快就哑了。
“再试。”他说。
我继续。喉咙疼得像被砂纸磨过，医生后来警告我不能再硬撑。那天晚上，我含着润喉糖，躺在床上默念呼吸节奏，一遍又一遍。
有次排练，我唱到一半突然停住。
“我不想唱了。”我说。
“为什么？”他问。
“我不知道我在唱什么。”我声音发抖，“我以前唱歌是因为喜欢，现在我怕唱不好。我怕让大家失望。”
他站在镜子前，看着我。“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他说，“但我看见你想做到的眼睛。”
我没哭。但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还能再试一次。
关毅把我的工作全部推后。他说这段时间什么都不重要，只有这一件事重要。
我每天往返录音棚，回家就写日记。写完撕掉，再重写。最后一句我一直留着：我不是要变成另一个人，而是要把藏起来的那一部分，找回来。
一周后的下午，林砚让我录一首新样带。
他给了一段旋律，融合民谣和电子节拍。他说不要清亮的声音，要低沉，要像在耳边说话。
我戴上耳机，开始唱。没有华丽转音，没有爆发高音，只是轻轻地说，慢慢地走。唱到副歌时，我自己愣住了。
这不是我以前的声音。
录音师回头看了我一眼，轻轻点了点头。
回放结束，林砚摘下眼镜。“你可以走了。”他说。
“就这样？”我问。
“我已经教不了你更多。”他说，“你现在需要的不是技巧，是勇气。”
我拿着样带回家，放进电脑，新建一个歌单，取名叫《破壳》。
窗外天黑了，城市灯火亮起来。
我拨通关毅的电话。
“我想办一场小型发布会。”我说，“唱点不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