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还握在手里，屏幕上的字没消失。我站在便利店门口，风从背后吹过来，瓶盖拧紧的声音很轻。我把水放进包里，抬头看了眼路牌，南城文化宫的方向。
我没回家，也没回公司。第二天下午，我去了市音乐协会办的交流活动。地方不大，来的多是年轻歌手和制作助理，三五成群地聊新歌、话题、流量数据。我靠墙站着，听他们说话，插不进嘴。
我想找人问问二十年前的事。尤其是那个夏天，在南城文化宫登台的女歌手。可没人感兴趣。我试着提起“穿旗袍的女人”，旁边一个男歌手笑了一声：“现在谁还看那种老演出？连视频都找不到。”
我又问有没有人去过文化宫后台，是不是有个叫林红梅的演员在那里唱过原创曲。空气一下子安静了。有人低头喝饮料，有人转身走开。没人回答。
茶歇区在角落，摆了几张小桌。我走过去倒了杯茶，看见窗边坐着个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夹克，手里夹着烟。他没跟任何人说话，脚边放着一个旧工具包，上面贴着褪色的标签——“音响组”。
他胸前别着一枚徽章，边缘磨损严重，图案是个老式麦克风。我看了一眼，心里动了一下。
我端着杯子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这儿有人吗？”
他抬眼看我，摇摇头，把烟按灭在旁边的金属盘里。
“谢谢。”我说，“您看起来不像来凑热闹的。”
他笑了笑，“我也觉得你不像。”
我没想到他会接话。我放下杯子，“我是真想打听点事。不是为了写报道，也不是要出风头。就是……想知道一个人。”
他没急着问是谁，只是看着我。
“她二十年前在南城文化宫唱过歌。”我说，“穿旗袍，唱的是自己写的歌。名字可能叫林红梅，也可能不是。您那时候在不在那儿工作？”
他脸上的表情没变，但手指轻轻敲了下桌面，节奏像是某种提示音。
“那会儿我在后台管设备。”他说，“文化宫每年夏天都有几场重要演出。但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记得有叫这个名字的。”
我点头，“很多人这么说。”
“可你还是来了。”他语气平静。
“因为有人告诉我，她最后一次登台是在那里。”我说，“我还有一张照片。”
我没掏出照片，只是放在包里摸了摸。他盯着我的动作，忽然说：“你不是第一个问她的人。”
我心里一紧，“还有谁问过？”
“几年前有个记者，查了一阵子就停了。”他说，“后来听说资料丢了，他自己也调去外地。”
我咬了下嘴唇，“那您还记得她吗？哪怕一点点细节？”
他站起来，“有些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我看着他收拾包，准备离开。不能就这样结束。我闭上眼，想起林老说过那段旋律，那是汪璇唯一留下的作品，副歌部分简单却抓耳。
我轻轻哼了出来。
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角落足够清晰。
他猛地停下动作，回头盯着我。
“你怎么知道这首歌？”他的声音变了。
“有人教我的。”我说，“是一位前辈。他说这歌当年挺有名的，可惜没录下来。”
他站了很久，没说话。然后走回来，重新坐下。
“这歌……不该有人会唱。”他说，“连谱子都没公开过。”
“可它存在过。”我说，“就像她存在过。”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你到底是谁？”
“我只是想找她。”我说，“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亲人，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消失。但我看到她的照片，像在照镜子。”
他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那天晚上，她唱完这首歌就没再出来。后台乱了一阵，有人说她病了，有人说她走了。第二天，文化宫贴出告示，说演出取消，以后也不再安排她的节目。”
“为什么？”
“不知道。”他摇头，“但我知道一件事——她姓汪。大家都叫她‘汪家那位’。”
我的心跳加快了。汪。
“她家里有问题？”我问。
“不是家里。”他说，“是孩子的事。她生了个女儿，早产，身体不好。为了救孩子，她做了些决定。后来孩子活下来了，但她不能再唱了。”
“是因为孩子吗？”
他没回答，只是看着我，“你长得很像她。尤其是眼睛。”
我手伸进包里，慢慢拿出照片。只露出侧脸，没给他看全貌。
“是她吗？”我问。
他盯着照片，呼吸变重。“这人……是汪家那位吧？当年这事闹得不大，但圈里人都心知肚明。”
“他们瞒了什么？”
“孩子送人了。”他说，“她没办法养。医院催费，家里反对，最后只能托人带走。她签了字，从此再没提过。”
我喉咙发干，“那孩子……去哪儿了？”
“不知道。”他摇头，“只知道不在本市。有人说是南方，有人说是乡下。没人敢细问，问了也没人答。”
我攥紧照片，指节有点疼。
“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我问。
“因为你哼了那首歌。”他说，“那是她写给女儿的。她说，要是有一天女儿听见这首歌，就能知道她是妈妈。”
我鼻子一酸，但没让眼泪掉下来。
“您还能说更多吗？”我问。
他摇头，“已经说得太多了。有些人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揭开了对谁都不好。”
“可我想知道。”我说，“我不是来毁谁的生活。我只是想知道我从哪儿来。”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种我看不懂的东西，像是怜悯，又像是担忧。
“如果你真想知道……”他终于开口，“我可以告诉你一点风声。”
我屏住呼吸。
“文化宫的老员工还有几个活着的。”他说，“有个老摄影师，当年拍过不少后台照。他还住在西区，偶尔去旧址附近的茶馆坐坐。周三下午三点，基本都在。”
“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方便说。”他说，“但他认得我。你拿着这个去，就说是我让你来的。”
他从工具包里翻出一张旧名片，边角卷了，印着“市文化宫音响组 张志民”。他用笔在背面写了几个字：周三，三点，茶馆见。
我接过卡片，手有点抖。
“为什么帮我？”我又问了一遍。
他站起身，背起包，“因为我那天在后台，听见她抱着录音机哭。她说，‘只要我的歌还能被人唱，我就没彻底输’。”
他顿了顿，“你现在唱了那首歌。也许……她等的就是这一天。”
他转身往门口走，脚步不快，但没有犹豫。
我追上去两步，“等等！您怎么称呼？”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他们都叫我老张。”
“老张老师，”我抓紧名片，“周三我一定到。”
他点点头，推门出去。
我站在玻璃门前，外面天色渐暗，路灯刚亮起来。我把名片折好，放进外套内袋，贴着胸口的位置。
风又吹过来，我把领子拉高了些。
手机还在包里，我没拿出来。但我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