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纪五，从公元608年（戊辰年）到公元612年（壬申年），共五年。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戊辰年）
春季，正月乙巳日，隋炀帝下诏征调河北各路军队五百多万人去开凿永济渠。这永济渠要引沁水，往南连通黄河，往北直通涿郡。因为成年男子不够用了，没办法，连妇女也被拉来干活。
壬申日，任命太府卿元寿当内史令。
裴矩听说西突厥的处罗可汗想念他母亲，就建议派使者去招抚他。二月己卯日，隋炀帝派司朝谒者崔君肃带着诏书去慰问劝说处罗可汗。处罗可汗见崔君肃的时候，那态度傲慢得很，接到诏书都不愿意起身。崔君肃就跟他说：“突厥原本是一个国家，后来分成了两个部分，每年都打仗，打了几十年谁也灭不了谁，大家都知道这是因为两边势力差不多。但是启民可汗带着他那上百万的部落民众，对天子那是毕恭毕敬，俯首称臣，这是为啥呢？就是因为他特别恨可汗您，自己又没办法搞定您，所以想借助隋朝这个大国的兵力，一起把您灭掉。大臣们都想答应启民可汗的请求，天子也已经同意了，出兵的日子都定好了。您母亲向夫人害怕西突厥被灭掉，整天在宫门外守着，哭哭啼啼地哀求，趴着磕头请罪，请求天子派使者召您入朝归附。天子可怜她，所以又派我到这儿来。
现在可汗您还这么傲慢，那向夫人就是欺骗天子，肯定会被拉到闹市砍头，脑袋还要送到突厥示众。到时候隋朝出兵，加上东边启民可汗的人马，两边一起夹击您，您离灭亡就没几天了！您怎么能为了省那两次跪拜的礼节，不听慈母的话，舍不得说一句称臣的话，最后把国家给搞没了呢！”处罗可汗听了，一下子就惊得站起来，流着眼泪拜了又拜，跪着接过诏书，还派使者跟着崔君肃去进贡汗血马。
三月，壬戌日，倭国国王多利思比孤派使者来进贡，给隋炀帝的信里说：“日出处的天子写信给日没处的天子，问您安好。”隋炀帝看了很不高兴，跟鸿胪卿说：“蛮夷的书信要是没礼貌，以后就别跟我说了。”
乙丑日，隋炀帝到五原去，顺便出塞巡视长城。行宫用的是六合板城，用枪车运载。每次停下来休息，就把车辕朝外，围成一圈当外围，里面铺上铁菱角；接着摆上弩床，上面都插着钢锥，锥尖朝外；再装上旋机弩，用绳子连着机关，有人碰到绳子，弩机就会转动，朝着碰到绳子的方向发射。在这外面又用绳子围一圈，设置铃柱、槌磐，用来警示有没有人靠近。
隋炀帝招募能到偏远地方的人，屯田主事常骏等人主动请求出使赤土国，隋炀帝可高兴了。丙寅日，命令常骏等人带上五千段丝绸等礼物，去赏赐给赤土国国王。赤土国，是南海那边一个挺远的国家。
四月，隋炀帝天天都在琢磨着修宫室，长安、洛阳和江都的园林、亭台、宫殿虽然已经很多了，但时间一长他又腻了。每次出去游玩，他左看右看，都没有满意的地方，都不知道去哪儿好。于是就把天下的山川地图都找来，亲自仔细查看，想找个风景好的地方再建宫苑。夏天四月的时候，下诏在汾州北边汾水的源头，修建汾阳宫。
之前，元德太子去世后，按顺序河南尹齐王杨暕应该成为皇位继承人，元德太子原来的两万多官吏和士兵，都归杨暕管了。隋炀帝还精心为杨暕挑选下属官员，让光禄少卿柳謇之当齐王的长史，还警告他说：“齐王要是品德和事业都发展得好，你们家自然就会富贵；要是他干了坏事，你也得跟着遭殃。”柳謇之是柳庆的侄子。杨暕受到的恩宠一天比一天多，官员们都争着去拜见他，把道路都堵得水泄不通。杨暕就开始骄傲放纵起来，跟一些小人混在一起，干了不少违法的事儿。他派身边的乔令则、库狄仲锜、陈智伟去给他找美女和乐子。这几个人也趁机胡作非为，打听到谁家有漂亮姑娘，就假传杨暕的命令把人叫来，拉到杨暕府里，糟蹋完了再放走。库狄仲锜、陈智伟到陇西去，折磨当地的胡人，逼他们交出好马，弄了几匹来献给杨暕；杨暕让他们把马还给主人，这两人却谎称是王爷赏赐的，把马牵回了自己家，杨暕还蒙在鼓里呢。乐平公主曾经跟隋炀帝说，有个柳家的姑娘长得特别漂亮，隋炀帝当时没表态。
过了一段时间，公主又把柳家姑娘推荐给杨暕，杨暕就把人收下了。后来，隋炀帝问公主：“柳家姑娘在哪儿呢？”公主说：“在齐王那儿呢。”隋炀帝听了就不高兴了。杨暕跟着隋炀帝到汾阳宫去打猎，隋炀帝让杨暕带一千骑兵进入猎场围猎，杨暕猎到好多麋鹿献给隋炀帝；可隋炀帝自己啥都没打到，就对侍从官员发火，侍从们都说因为被杨暕身边的人拦住了，野兽过不来。隋炀帝这下子可火大了，就开始找杨暕的过错。当时有规定：县令没有特殊原因不能离开自己的辖区。有个伊阙县令皇甫诩，很受杨暕喜欢，他违反规定，被杨暕带到了汾阳宫。
御史韦德裕揣摩隋炀帝的心思，就上奏弹劾杨暕，隋炀帝派了一千多士兵到杨暕府里大搜查，彻底追查这件事。杨暕的妃子韦氏死得早，杨暕就和妃子的姐姐元氏搞到一起，还生了个女儿。杨暕找来相面的人，让他把自己府里的女眷都看了个遍，相面的指着元氏说：“生这个孩子的人以后会当皇后。”杨暕因为元德太子有三个儿子，担心自己当不上太子，就偷偷用一些歪门邪道的方法诅咒他们，到这时候这些事都被抖出来了。隋炀帝气得不行，把乔令则等几个人都砍了头，赐元氏死，杨暕府里的官员都被流放到偏远地方。柳謇之因为没尽到匡正的责任，也被开除官职。
当时赵王杨杲还小，隋炀帝对大臣们说：“我就杨暕这么一个儿子，不然的话，一定把他拉到闹市斩首，以正国法！”从这以后，杨暕受到的恩宠越来越少，虽然还当着京尹，但再也不能参与朝政了。隋炀帝还经常派一个虎贲郎将去监督他府里的事，杨暕稍微有点小错，虎贲郎将就上奏。隋炀帝也一直担心杨暕会闹事，给他配的身边人，都是些老弱的，就充个数而已。太史令庾质，是庾季才的儿子，他儿子在齐王杨暕手下做事。隋炀帝对庾质说：“你不能一心一意侍奉我，却让你儿子去侍奉齐王，你这是啥意思，到底向着谁呢！”庾质回答说：“我侍奉陛下，我儿子侍奉齐王，其实都是一片忠心，不敢有二心。”隋炀帝还是很生气，把庾质贬去当合水县令。
四月乙卯日，下诏说突厥启民可汗遵守隋朝的教化，想要改变突厥的风俗，应该在万寿戌给他建城盖房，他用的帷帐、床褥等东西，都要尽量优厚。
秋季，七月辛巳日，征调二十多万成年男子去修筑长城，从榆谷往东修。
裴矩劝说铁勒去攻打吐谷浑，把吐谷浑打得大败。吐谷浑可汗伏允往东逃跑，逃到西平境内，派使者来请求投降并求救；隋炀帝派安德王杨雄从浇河出兵，许公宇文述从西平出兵去接应。宇文述到了临羌城，吐谷浑害怕宇文述兵力强大，不敢投降，就带着人往西逃跑，宇文述带兵追击，攻下了曼头、赤水两座城，杀了三千多人，俘虏了王公以下两百多人，还抓了四千多男女才回来。伏允往南逃到雪山，他原来的地盘都空了，这片地方东西四千里，南北两千里，都被隋朝占了，隋朝在这儿设置了州、县、镇、戍，把天下犯了轻罪的人都迁到这儿来住。
八月，辛酉日，隋炀帝亲自到恒山祭祀，还大赦天下。河北道的郡守们都来了，裴矩招来的十多个西域国家也都来帮忙祭祀。
九月，辛未日，征召天下训鹰的师傅都到东京集合，来了一万多人。
冬季，十月乙卯日，颁布新的制度样式。
常骏等人到了赤土国边境，赤土国国王利富多塞派了三十艘船来迎接他们，还送来金锁用来拴常骏他们的船。他们在海上航行了一百多天，进入赤土国境内又走了一个多月，才到了赤土国的都城。赤土国国王住的地方、用的东西，那叫一个奢华，对隋朝使者的招待也很周到，还派他儿子那邪迦跟着常骏到隋朝进贡。
隋炀帝任命右翊卫将军河东人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让他和突厥启民可汗一起去攻打伊吾。军队从玉门出发，结果启民可汗没到。薛世雄就带着自己的军队孤军穿越沙漠，伊吾一开始觉得隋朝军队不可能过来，都没做防备；听说薛世雄的军队已经穿越沙漠了，吓得够呛，赶紧请求投降。薛世雄就在汉朝旧伊吾城的东边修筑了一座城，留下银青光禄大夫王威带着一千多士兵驻守，自己就回去了。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的记载，如同一幅浓缩的历史切片，清晰展现了隋炀帝统治中期的政治生态、社会矛盾与时代特征。透过这些事件，我们能看到一个在“盛世雄心”与“统治危机”之间剧烈摇摆的王朝剪影，其背后的逻辑与教训，至今仍具反思价值。
“好大喜功”的帝国扩张：辉煌表象下的民力透支
隋炀帝在这一年的诸多举措，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通过大规模工程、军事行动与外交炫耀，塑造“天朝上国”的形象。
--开凿永济渠征发五百余万人，甚至“丁男不供，始役妇人”，意味着成年男子已被榨干，不得不动用妇女服役，这是徭役过度的直白信号。运河虽是后世经济命脉，但在当时，这种不计成本的工程，直接将底层民众推向绝境，为隋末动乱埋下伏笔。
--修长城、击吐谷浑、通西域、筑伊吾城，一系列边疆动作展现了帝国的扩张野心。击败吐谷浑后“置州、县、镇、戍”，将其故地纳入版图，看似扩大了疆域，但治理新征服地区需要持续投入，而此时的隋朝早已因连年征战与工程耗尽财力，边疆统治实则脆弱。
--亲祠恒岳时“西域十余国皆来助祭”，遣使赤土、招抚西突厥，这些外交成果背后，是通过裴矩等官僚的“利诱”与“威慑”维持的表面臣服，而非真正的文化认同或实力碾压。这种“万国来朝”的虚荣，实则需要巨额财富支撑（如赐赤土王“物五千段”），进一步加剧财政负担。
“皇权至上”的统治逻辑：奢靡、多疑与内部裂痕
隋炀帝的个人意志贯穿于所有事件中，其统治风格的缺陷在这一年集中暴露：
--无节制的宫室营造与巡游：“无日不治宫室”，在汾水之源营汾阳宫，行宫防御严密到“外布铁菱、施弩床、设旋机弩”，既体现其对享乐的追求，也暴露了对自身安全的极度焦虑。这种奢靡并非单纯的“个人爱好”，而是将皇权凌驾于民生之上的象征——在民力枯竭时仍滥用资源，本质是对底层疾苦的漠视。
--对储位与臣属的严苛控制：齐王杨暕从“宠遇日隆”到“恩宠日衰”，仅因狩猎获物多于皇帝、纳柳氏女等小事，便被罗织罪名（私通妃姊、用左道厌胜），最终被监视、孤立。这一事件折射出皇权的绝对排他性：即便是皇子，也不能挑战皇帝的权威；而臣属（如柳謇之、庚质）稍不“一心事主”，便遭贬斥。这种多疑与控制，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离心离德，无人敢真正直言进谏。
“华夷之辨”的外交困境：天朝上国心态的局限
这一年的对外互动，清晰展现了隋朝的“华夷秩序”观念及其局限性：
--对倭国国书的不满：倭王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隋炀帝因“无礼”而拒绝再接收其奏报，本质是固守“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等级观念，无法接受平等外交。这种心态导致隋朝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缺乏弹性，既难以理解其他政权的自主意识，也为后世的外交冲突埋下伏笔。
--对突厥的“恩威并施”：为启民可汗“置城造屋，务从优厚”，同时派薛世雄孤军击伊吾，体现了对游牧民族“打拉结合”的策略。但这种策略依赖隋朝的财力与军事威慑，一旦国力衰退，依附者便可能反戈（后来始毕可汗反隋便是证明），暴露了“以力服人”而非“以德化人”的脆弱性。
历史的镜鉴：扩张与稳定的平衡之难
大业四年的种种事件，本质是一个快速扩张的帝国在“雄心”与“能力”之间失去平衡的缩影。隋炀帝试图通过短期的大规模投入（人力、财力、武力）塑造一个超越前代的“盛世”，但忽视了社会的承受极限——民力、财政、统治集团凝聚力，都是不可透支的资源。
运河、长城、边疆开拓，这些在后世看来具有积极意义的工程，在当时的语境下，因“急政”而变成了压垮王朝的稻草。而皇权的专断、对虚荣的追求、对内部矛盾的粗暴处理，则加速了系统的崩溃。
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任何时代的“宏大叙事”，都必须扎根于民生的底色；权力的运用，若脱离了对“度”的敬畏，终将被反噬。隋朝的短暂兴亡，恰是“过犹不及”的经典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