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和皇帝永元十年（公元98年，戊戌年）这一年，夏天五月，京城那大水“哗哗”地就来了。到了秋天七月己巳日，司空韩棱挂了。八月丙子日，让太山的巢堪当了司空。冬天十月，五个州也是雨水不断。
之前去征讨烧当羌的刘尚和赵世，因为胆小怕事被召回，关进大牢后就被炒鱿鱼了。后来王信接管刘尚的军队驻扎在枹罕，耿谭接管赵世的军队驻扎在白石。耿谭搞了个悬赏，不少羌人部落就来归附了。迷唐害怕，就请求投降，王信和耿谭就接受投降收兵了。十二月，迷唐带着族人来京城进贡。
这年还有个事儿，居巢侯刘般挂了，他儿子刘恺本来该继承爵位，但他说老爹遗愿是让给弟弟刘宪，然后就跑了，跑了好久。有关部门就上奏要取消刘恺的封国。肃宗觉得刘恺这哥们儿讲义气，就对他很宽容，可刘恺还是不出来。过了十多年，有关部门又上奏这事儿，侍中贾逵就上书说：“孔子都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有关部门不体谅人家做好事的心，就知道按老规矩来，这不利于弘扬谦让的风气啊。”皇帝听进去了，下诏说：“王法推崇善良，成全别人的美事，就让刘宪继承爵位吧，不过这是特殊情况，以后不能这么搞。”然后就把刘恺召回来，封了个郎官。
这时候南单于师子挂了，单于长的儿子檀上位，成了万氏尸逐鞮单于。
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己亥年），夏天四月丙寅日，皇帝大赦天下。
皇帝趁着朝会，把一堆儒生叫来，让中大夫鲁丕跟侍中贾逵、尚书令黄香等人互相pK几个问题，皇帝觉得鲁丕说得贼溜，散朝后还专门赐给他衣服帽子。鲁丕就上疏说：“我听说讲解经典，得传承先师的话，不能自己瞎编，讨论的时候不能互相谦让，一谦让道理就讲不清楚了，就像规矩和权衡一样不能乱搞。提反对意见的得说明依据，讲解的人要立得住自己的观点，那些没用的废话就别在前面说，这样不用费太多精力思考，道理就能越来越清楚。观点不一样的，就让他们各自讲讲师门的方法，多看看其中的道理，别让普通人因为发言就得罪，别遗漏了那些深远的见解。”
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庚子年），夏天四月戊辰日，秭归那边山塌了。秋天七月辛亥初一，出现日食。九月戊午日，太尉张酺被炒鱿鱼了，丙寅日，大司农张禹当上了太尉。
烧当羌的老大迷唐之前来京城朝见后，他剩下的族人不到两千，又饿又穷，就跑到金城住下了。皇帝让迷唐带着族人回大、小榆谷，迷唐觉得汉朝在河上修了桥，军队说来就来，以前的地方不能住了，还说族人太饿，不肯走远。护羌校尉吴祉等人给迷唐好多金银丝绸，让他买粮食牲畜，催着他出塞，结果羌人更加猜忌害怕。这一年，迷唐又反了，带着湟中的胡人抢了东西就跑，王信、耿谭、吴祉都因为这事儿被召回。
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辛丑年），秋天八月己亥日，北宫盛馔门的楼阁着火了。
迷唐又回到赐支河曲，带兵靠近边塞。护羌校尉周鲔跟金城太守侯霸，还有各郡的兵以及属国的羌人、胡人，一共三万人出塞到允川。侯霸把迷唐打得落花流水，他的族人都散伙了，有六千多人投降，被分别安置到汉阳、安定、陇西。迷唐这下彻底没实力了，远远地越过赐支河源头，跑到发羌那边住下。过了好久，迷唐病死，他儿子来投降，剩下的户数还不到几十。
这一年荆州也是雨水不停。冬天十一月丙辰日，皇帝下诏说：“幽、并、凉州人口本来就少，边境的活儿又多又累，那些有本事的好官晋升的路还很窄。安抚外族，以人为本，边境郡人口十万以上的，每年推举一个孝廉；不满十万的，两年推举一个；五万以下的，三年推举一个。”这时候鲜卑来攻打右北平，还进了渔阳，不过被渔阳太守给揍回去了。
戊辰日，司徒吕盖因为年纪大身体不好退休了。
还有巫蛮的许圣，因为觉得郡里收税不公平，心里不爽就反了，辛卯日，攻打南郡。
评论
这段关于东汉永元十年至十三年的历史记载，展现了当时政治、军事、民族关系与社会伦理等多方面的风貌，其中诸多细节值得从现代视角审视：
从自然灾害与应对来看，短短四年间，京师大水、五州雨水、秭归山崩等灾害频发，反映出古代社会对自然环境的脆弱应对能力。这些灾害虽未直接引发政权危机，但频繁的水患可能加剧了农业生产的不稳定，间接影响了边疆军需与民生稳定，也为后续羌人叛乱等问题埋下隐患。
边疆治理的复杂性在羌人问题上体现得尤为突出。迷唐部落的降而复叛，折射出中原王朝与游牧族群的博弈困境：一方面，王信、耿谭的招抚政策短期内见效，但汉朝在河桥的军事部署又引发羌人猜忌；另一方面，护羌校尉吴祉的强硬促迁政策，直接激化了矛盾。这种 “战与和” 的摇摆，暴露了边疆政策缺乏长远规划的弊端，也说明单纯依靠军事威慑或物质利诱难以实现长治久安。
政治伦理与制度弹性的张力在刘恺让爵事件中显现。刘恺以父遗意为名让爵于弟，十年隐居不仕，最终因贾逵的谏言被朝廷认可。这一事件既体现了儒家 “礼让为国” 的伦理理想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也反映了封建制度在 “法理” 与 “人情” 间的平衡艺术 —— 朝廷既肯定了礼让精神，又以 “后不得以为比” 的诏令维护了制度权威，避免了伦理原则对行政秩序的过度冲击。
民族政策的演变呈现出多元轨迹。南单于更迭与鲜卑寇边形成对比，说明北方草原族群的权力更替始终影响着汉王朝的边疆稳定。而汉和帝针对幽、并、凉州的孝廉举荐改革，以人口比例调整人才选拔标准，体现了 “因地制宜” 的治理智慧，试图通过扩大边疆士人上升通道来巩固统治，这种将 “抚接夷狄” 与 “人才本土化” 结合的思路，对现代民族地区治理仍有借鉴意义。
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揭示了古代帝国治理的核心矛盾：中央集权与地方自主性的博弈、儒家伦理与法律制度的张力、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这些矛盾的应对方式，既塑造了东汉中期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提供了关于边疆治理、灾害应对与制度弹性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