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李国助还有一些必须占领南海边地的理由，是没有跟李旦说的。
因为那涉及到18世纪以后的一些学术思想，他怕说出来，李旦听不懂。
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着名思想家、法学家，
西方国家学说及法学理论的奠基人孟德斯鸠说过：
“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
在他关于文明发展要素的“气候决定论”里，孟德斯鸠提出了“热带无强国”的观点。
孟德斯鸠认为气候对人类的生理和心理有着深远影响，
进而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性格、风俗、道德、精神面貌、法律性质以及政治制度等。
在论及气候对个体生理、心理及民族性格的影响时，
他指出寒冷的空气会增加人体纤维末端的弹力，有利于血液从末端回归心脏，
而心脏的力量与人的勇气和自信成正比，
所以北方人相对皮糙肉厚，对于快乐的感受性较低，显得更加勇敢和坚毅。
相反，热带地区的人通常较为懒惰和怯懦。
在论及气候对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影响时，
孟德斯鸠以印度炎热的气候来解释佛教教义的产生，
认为印度的热带气候导致印度人精神萎靡，所以会相信静止和虚无是万物的本质，
佛教思想不大可能在自然状态下在北方传播开来。
再如，伊斯兰教多分布在炎热气候地区，禁酒是为了防止人们沉迷享乐而不努力工作，
而北方寒冷地区的人则常喝酒驱寒，
如欧洲南部的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等多为传统天主教国家，
而北方的德国、荷兰、英国、瑞士等在宗教改革后多转入新教教派，
新教国家更需要劳动，南方则更注重娱乐。
在论及气候对政治制度的影响时，
孟德斯鸠认为热带地区往往为专制主义笼罩，
而温带则更可能形成自由和强盛的民族。
他将不同气候条件下的民族性格特点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
认为不同的民族性格会导致不同的政治治理需求和模式。
美国当代着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文明冲突论”里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他认为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世界强国的出现主要由地理决定，其他各种因素不起决定性作用。
而地理与气候是密切相关的。
虽然这两个人的观点都遭受过不少质疑，
但从整体的历史走向来看，还是相当符合客观规律的。
热带地区因为气候温暖湿润，盛产植物性食粮，物产丰富，
人们往往只需要摘几个香蕉或者其他果实，挖一些野生植物的根茎便可以充饥。
比如，在非洲常见的猴面包树，一棵大树往往就足以养活一家人，
东南亚居民甚至可以拿香蕉作为主食，
因为气候温暖，在热带地区甚至根本不需要为穿衣保暖的问题而犯愁。
这是热带地区显而易见的好处。
但事物都有两面性，有好处就肯定有坏处。
热带地区最明显的坏处，就是肆虐的疾病。
终年高温致使热带地区成为众多病原体的温床，严重威胁着当地人口的健康和生命。
反观中高纬度的温带和寒带地区，
气候相对干旱，植物相对稀少，使人们难以靠野生植物养活自身。
再加上高纬度还有漫长的冬季，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存。
人们不得不设法种植大量的粮食以度过漫长的冬季。
在高纬度地区，粮食产量往往不足，便促使人们发展畜牧、捕猎动物，以补充粮食。
农业和捕猎都是群体活动，这样又促进了社会和语言的进步。
长此以往，中高纬度人的动手能力、智能、体魄都在劳动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学术、技艺的发展。
特别是医学的进步，使人类的意外死亡率逐渐降低，久而久之，文明便诞生了。
所以中高纬度地区的生存威胁大多是粮食，热带地区的生存威胁主要是传染病。
不易获得粮食，看似是中高纬度地区的缺点，却促使那里的人动手动脑，改造自然，最终产生了文明。
易于获得粮食，看似是低纬度热带地区的优点，却使那里的人在长期的不劳而获中变得越来越懒散，越来越愚昧。
所以到最后，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都成了热带地区文明发展的障碍。
不过在李国助看来，高纬度的寒带地区，对人的智能发展也是有阻碍的。
特别是当这些地区的民族拥有中纬度的邻居的时候。
就农业生产条件来说，高纬度的寒带地区比中纬度的温带地区更加艰难。
所以这些地区的人群更倾向于发展畜牧业，并维持着悠久的狩猎传统。
这使他们锻炼出了全世界最强健的体魄。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自己去琢磨怎么发展农业，
还不如凭借体魄、马匹、狩猎上的优势去抢劫温带地区的邻居来的方便。
这种建立在掠夺和屠杀上的不劳而获自然也就阻碍了高纬度民族的智能和动手能力的发展。
这并不妨碍他们建立强国，但却是另一种文明发展的障碍。
凭借强健的体魄、大量的马匹，及高超的骑射狩猎技巧，
他们可以在人类历史上猖狂一时，
但当火器成熟以后，他们就只能血债血偿，黯然退出历史舞台了。
华夏文明自北方的中原地区诞生，发展到晋代以后开始遭受北方蛮族的凌虐。
为了逃避战乱，华夏文明的中心就开始呈现出向南方的低纬度地区迁移的趋势。
唐、明两朝强盛的时候，对这种趋势有所反弹。
但随着中原王朝的衰落，这种趋势终究是不可逆转的。
当北方蛮族不断进逼，中原文明避无可避的时候，就只能屈辱地接受胡虏的统治了。
有些人实在接受不了，就通过下南洋，逃到了骑兵鞭长莫及的地方。
但历史证明，这些人并不能承担起传承华夏文明的重任。
综合以上种种，当需要到海外去开拓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时，
李国助更倾向于闯关东，而不是下南洋。
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如果连克服寒冷的毅力都没有，又哪里能有抵抗建奴的毅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