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星古代变法需要付出许多牺牲，连商鞅这个变法之主都没落到个好下场。
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都因为与王安石意见不合，相继离开朝廷。
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弹劾李定违背孝道，皆被罢出朝廷。
其后吕惠卿因父亲去世离开朝廷，王安石便对曾布委以重任对他非常信任。
熙宁三年司马光三次写信给王安石（《与王介甫书》），列举实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王安石回信（《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的指责逐一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
之后神宗欲起用司马光任枢密副使，司马光趁机复议废止新法，神宗没答应，司马光遂辞职离京。
熙宁四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
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
熙宁七年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群臣诉说免行钱之害，神宗满面愁容，欲罢除不好的法令。
王安石认为天灾即使尧舜时代也无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监安上门郑侠反对变法，绘制流民旱灾困苦图献给神宗，并上疏论新法过失，力谏罢相王安石。
同年四月，曹太皇太后、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
神宗对变法也产生了怀疑，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径授吏部尚书之衔。
王安石罢相后，奏请神宗让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又要求召韩绛代替自己，二人坚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
吕惠卿掌握大权后，担心王安石回朝，借办理郑侠案件的机会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兴起李士宁案件来倾覆王安石。
韩绛觉察到吕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请召回王安石。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经义》写成，加封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外调为陈州知州。
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新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熙宁九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同年长子王雱病故，王安石极度悲痛。
十月王安石辞去宰相，外调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次年改任集禧观使，被封为舒国公。
元丰二年，王安石再次被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封荆国公。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
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
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着的。
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
于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
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
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是王安石变法的总方针，富国强兵是变法的总目的。
通过强兵之法的推行，积弱局面得以缓解，北宋国力有所增强。
保甲法的推行，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并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
裁兵法提高了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
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同时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军器监法增加了武器的生产量，质量也有所改善。
变法的强兵措施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北宋熙宁六年，在王安石指挥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
成功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
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是两宋时期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作战时，北宋朝廷开疆拓土、大展神威而大获全胜的唯一战例。
同时培养出了王韶、章楶等杰出将领，并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对宋与西夏的战争格局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
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
可惜王安石的文学主张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
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
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不失大家风范。
王安石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
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