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府的百姓也挺倒霉的，几年前王庆刚刚领兵来过，王庆被赶跑，童贯带领朝廷官兵又搜刮扫荡了一番，现在又是梁杨祖、张俊，百姓根本没有休养生息的机会。
岳飞入得城中，只觉得这江陵城甚是萧条，入春时节，城中冷冷清清的。询问了投降的城中官员才知，前宋皇帝赵佶在即位后的崇宁年间搞过一次人口户籍统计，江陵县城有户三万八千余，口十万余。
至于眼下，城中户不过万，口不足四万。
这还是梁杨祖执意想要守城，命官吏粗略统计后的最新数据，也难怪梁杨祖要自杀，这般人口，根本守不住啊。
从梁杨祖举起反旗，城中百姓寻到机会就要逃出城外，逃到最后就只剩下这么些人了。
“江陵百姓受苦多矣！”岳飞不住摇头，突然觉得和乐公、顺义侯父子也还挺识时务的，至少东京城的百姓没有受苦遭罪不是？
他已经命人紧急向东京城报信，等着王伦派文官前来接收地方，好在利州路先降了，若巴蜀四路皆反，岳飞也头疼该怎么杀奔蜀地去，这后勤补给没有着落啊！
接到岳飞捷报后，王伦第一想法就是：就地处决张俊，此人留之无用！
但尚书令许贯忠及时劝阻了，不管怎么说，张俊是主动投降的，若王伦连他也容得下，那么其余奉诏来降的各地前宋朝军将们，也就心安了。
“陛下将这张俊当作汉高祖对雍齿便是了！”
许贯忠也是为王伦着想，毕竟从高廉、高俅，到童贯、蔡攸，再到进入东京城后对李彦、蔡京、白时中等一众奸臣，王伦杀的人太多了。
对于蔡京等奸臣，王伦还下令抄家，虽然祸不及三族，但也是人头滚滚，即便都是该杀之人，朝堂乃至民间也有些传闻，都说新的皇帝杀孽太重，恐伤国体啊！
对此王伦全然不在乎，赵宋愿意与士大夫共天下，那是姓赵的事，关我何事？屋子里的垃圾和蟑螂臭虫不打扫干净，怎么住人？
南宋号称的“中兴四将”，刘光世与张俊何德何能，能够与岳飞、韩世忠并列？既然许贯忠开口求情，王伦想一想，便说道：“那就调张俊入京吧。”
不管怎么样，张俊目前的表现，比只会逃跑的刘光世强太多了，王伦决定给他一个机会，看他的能力究竟如何。
于是很快地，吕颐浩奉命前往荆湖北路，出任转运使，并兼领江陵知府。刘韐则被派往淮南西路出任转运使，并协助韩世忠收复江南西路。
两浙路实在太过于重要，故而萧嘉穗坐镇后，所领诸将皆镇守本路，并不调动。王伦又紧急传令，让兵部员外郎黄之平前往明州，随李俊的水师前往福建路以及广南东路。
眼下王伦看好的前大宋官员，吕颐浩与刘韐在赵佶父子投降后也跟着归顺，张叔夜为了两个儿子的前程，也选择了合作，李纲仍旧在整顿军器兵工，宗泽去了燕山府，只有一个李若水还硬着脖子。
但随着各路相继归顺，李若水也不似此前的暴脾气了，王伦本想要放他为庶民，但一想这人有才干，而且年富力强，眼下朝廷又缺乏实务官员，还是强忍了下来。
吕颐浩赶到江陵府时，岳飞已经招揽流亡百姓，城中渐渐恢复了些往日的繁华，只不过为了就食，也为了安稳地方，岳飞带出来的南衙禁军以及前来的利州兵，便不得不分散在周边的州县。
“江陵多难，太守宜上书陛下，请罢一年赋税，以安民心。”
此前王伦专门下了一道旨意，认为“官家”这个称呼不吉，称“陛下”即可，于是众官吏都改了口。
除此之外，王伦还有一道传遍天下的诏令，改名王叙彝，也就是“以字行”，官场和民间不用刻意避“伦”字讳，且改名后“二字不避”。
没办法，他的名字实在太常见了，原本王伦并没有想到这件事，还是有次读奏折，看到一句“有违人理”，觉得怪怪的，这才想起避讳这件事来。
大宋朝在真宗年间，河北就有个名叫王伦的小军官发动起义，很快被镇压，与他重名的人真不少，总不能因他一人，却让天下所有人都改名吧？
而且西晋“八王之乱”中有个赵王司马伦，史家往往简称为“赵王伦”，难道他还得要求史书也大规模修改？
权力再大，也不是这么用的吧！
从汉宣帝将自己的名字从刘病己改为刘询后，华夏就形成了一个政治传统，皇帝即位后，往往将名字改为生僻字，方便百姓们避讳，但王伦记得唐朝大诗人李贺参加科举的遭遇，所以王伦又贴心地规定，如果实在躲不开，加个“讳”字就可以，不要麻烦天下的官吏百姓了。
这一道诏令，引起了群臣的盛赞，都说陛下圣明仁德，王伦却嗤之以鼻，他纯粹是嫌麻烦，这玩意儿是糟粕好不好？
岳飞给吕颐浩的建议，吕颐浩便听从了。实在是王庆造反被平定后，当时的皇帝赵佶按照惯例，本来要减免涉及起事诸州县一年赋税的，但很快收复燕云的雄心，就让他有意忘记了这件事，该征派荆湖北路的钱粮，一点儿都不能少。
武将不干政事，这一点岳飞还是相当谨慎的。
吕颐浩这一次前来，给岳飞宣读了另外一个任务：由于韩世忠要负责淮南、江南诸路宣抚事务，荆湖南路就交给岳飞了。
因为利州路率先归顺，巴蜀之地其余三路的官员们彼此提防，都害怕对方视自己为新朝反贼，干脆纷纷上表请归顺。
反正给赵宋当打工仔，与给王伦的汉朝当打工仔都是一样的，万一自己一个文官喊着兴复炎宋，却被武将背后捅一刀，找谁说理去？
于是岳飞便领兵向荆湖南路的道州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