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看高丽与辽国、金国的战绩，夸赞一句“顽强”并不过分，能够在东北亚两大强国的四次大规模战争下存活，也的确有可取之处。
但王伦比大宋朝君臣和文人们更清楚的一点，高丽之所以如此顽强，依靠的只有两点：第一是地理优势，第二是气候优势。
半岛北部多山，是根本不适合辽、金这样骑兵立国的政权发起大规模的骑兵冲击的，高丽很容易就能够依托一系列修筑在半山腰的城池进行死守，这一点隋炀帝已经证明过了。
辽金要攻打高丽，只能越过鸭绿江，然后面对众多大大小小修筑在半山的城池，若不拔除，进攻路线就要受阻；执行蛙跳战术的话，后方又很容易被不断骚扰，一旦因为天气原因不得不回撤，高丽军队也很容易从各个城池钻出来，迅速集结重兵追击。
所以最好的办法，其实是辽国与高丽第二次战争中，辽国枢密使耶律世良的战术最好用，这个战术很简单，就是固守鸭绿江沿岸，逼迫高丽不得不派重兵来防，然后借助辽国骑兵的速度，迂回绕道偷袭，专打伏击战，相当于是另外一种围点打援。
可惜辽圣宗太着急，觉得辽国这样的大国，打高丽这样一个小国，怎么还要防守反击？于是将耶律世良降职为领军的二把手，不久耶律世良暴毙病死，他先后两次大败高丽援军，杀伤数万，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不过王伦依旧看不上高丽，这是战略上的藐视，因为他觉得王氏高丽这个政权，毫无自己的任何特点，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简直就是一个大杂糅，到处学却又学得四不像。
高丽所谓的太祖王建在建国后，曾告诫子孙，说辽国契丹是禽兽之国，但他自己却干了一件更加禽兽的事情，他亲自挑选的太子妃，与他所立的太子，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妹。
至于眼下高丽的国王王俣，有个很夸张的字，字世民，他所立的第一任王后，跟自己同一个祖父，第三任王后，还是跟自己同一个祖父。
为此王伦还专门请教了许贯忠，许贯忠就告诉了他关于半岛国家的另外一些事情。
原来在东晋孝武帝时期，半岛南部“三韩”之一的“辰韩”，分散为十二个部落，其中有一个部落叫斯卢国，斯卢国逐渐统一了辰韩，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其建立的奴隶制政权，便以新罗为汉字标识，于是新罗国诞生。
大约是受当时中原诸多割据王朝普遍盛行的九品中正制的影响，新罗国也制定了等级制度，称之为“骨品制”。即对王国贵族按照其血统，来划分并确定不同的身份等级和相应的官阶。
朴、金、昔三姓王族地位最高，为圣骨（第一骨），其下的大小贵族则分为真骨（第二骨）、六头品、五头品、四头品等五个等级。
骨品世袭不变，不同骨品之间不得通婚，骨品制只有五个等级，但在此之下，社会等级继续下分，还有三头品、二头品、一头品、平民、奴隶等区分，但这些阶层不算入骨品之中。
而新罗的选官制度，只局限于四头品以上，四头品以下，完全没有任何做官的机会。
而且新罗的这种“骨品制”，一直持续到了五代时期。王建统一后百济和新罗，为了笼络各地方势力，迎娶了二十多个妃子，也将这种“骨品制”继承了下来。
王建立国时，高丽尚且还有新罗的许多旧俗遗存，于是王、李、金、崔等少数几个姓就被列为圣骨，几百年间都是诸姓内部通婚，至于王室，干脆就自产自销了。
此后高丽仍旧实行极其严格的等级制度，将全民划分为贵族、两班、良人、贱人四个等级，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几乎被固化。
又由于新罗能够统一半岛，完全是唐朝的默许，故而新罗国的许多制度，就向大唐学习，王氏高丽也仍旧有着诸多遗存，比如最明显就是，高丽国内武将的地位，远高于文臣。
虽然高丽国王也一直在努力推行效仿大宋朝的科举制度，但文武之间的实力并不平衡，也因此，武人掌权的高丽，才会表现出如此高昂的侵略性。
王族内部联姻埃及化，国内阶级印度种姓制度化，朝堂割据唐朝武将化，甚至还不是唐朝那种实力藩镇割据，而是军事武官掌权化。
这样奇葩的一个存在，王伦只觉得自己的三观一次又一次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看着摆放在面前的高丽青瓷和一叠高丽纸，这两样东西高丽产的相当不错，王伦将情报小册子放下，揉了揉脑袋，思考了起来。
在他看来，跑到东京城的高丽使者完全不过是口嗨，若说高丽有实力攻打梁山，完全就是胡扯。
因为先要面对辽国，高丽就在鸭绿江附近修筑了所谓的“千里长城”，现如今金国崛起，高丽的重兵，都放在北方。
所以相比高丽庞大的州镇兵，号称十五万，高丽水师的确不够看，夸奖他是水师，王伦都觉得高看了。
因为根据阮小七搜集到的情报，自女真崛起后，就不断在东海（今日本海）向南、向东自海上骚扰劫掠高丽与倭国日本。
尤其是前几年，金国占据了辽国的东京道、上京道之后，汉人的造船技术传入东北，女真人就以契丹、奚、汉以及被俘的高丽人等充任水军，侵扰高丽北部沿海，高丽水师始终无能为力。
据说女真海盗每次外出劫掠，不过数条至数十条海船，长不过百尺，就是放在大宋朝，都只能算是小船。
于是王伦迅速行文，从李俊、张顺、呼延庆三营各自抽调两艘火炮船，前往登州，暂受阮小五统领，与阮小七一道，前往高丽南部海域。
不打任何旗号，不带任何能够表明身份的器物，在冬季到来之前，先将王氏高丽在全罗道的水师给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