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迎来了百年和平，大宋朝的战事，就主要集中在了西北，攻打青唐吐蕃以及党项人建立的西夏。
和平太久，于是内地州县的一切都开始松弛起来，且不论驻守州县的官兵武备不全，各州城、县城的城池，官员们也少有修缮维护的。
就好比巨野县城，济州州治所在，因为人口的繁衍、市民经济的繁荣、商业的兴盛、大宋朝严重的土地兼并，就有许多乡村百姓为了讨口饭吃，选择进城务工。
于是县城城墙外，就出现了百姓们自由搭建的窝棚、房屋，乱七八糟，虽然后来被知县、知州等派人整治，仍旧如同贫民窟一般。
王伦之所以攻打巨野县城时选择西门，就是因为东门外已经形成了大片的聚集生活区，反而不如西门这里攻城方便一些。
济州城这里还好，先前王伦去东京城，那里城外百姓的住宅、房屋，延绵十余里，城外热闹一如城内。
袁朗与钮文忠两人各领兵马，前往攻取任城、金乡二县，也并未遇到多大阻力。两县的城墙都不甚高，身手敏捷的头领和士卒们，仗着一杆朴刀，很轻松就能跳上去。
故而两县的衙役、军汉们一看见梁山的旗号，先自胆怯了，被步兵们扛着长梯冲到城下，顺势攀爬，一鼓作气就拿下了两座城池。
等到两县来不及逃走的知县、县尉等官吏都被押送到了巨野县城，济州三县之地就正式被梁山占据并接管了。
这让王伦不住地摇头，也难怪如王庆、田虎、方腊等人，举事之初，往往一两个月就能攻占数个县城，一两个大州，这攻城略地的难度也忒小了。
占城夺地不难，难的是要能守得住。
如何守住其实也不难，无非是法治公正、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让治下的百姓们都能有个相对的公平，不强掠、不扰民而已。
自去年拒绝诏安后，王伦在梁山做的主要有两件事：第一自然是仍旧苦练兵；第二就是与诸军师、头领们商议如何治理百姓。
于是卞祥就任巨野县临时知县后，以梁山的名义下达了第一条命令，就是废除了五十多种杂税，似农税田赋、商税、交易税这样的正税，仍旧严格执行，只是这一次百姓不需要交给官府，而是交给梁山了。
孙定和蔺仁被调来，开始接手济州的民事、刑事案件，于是一批被俘虏的济州官吏相继受审，各按大宋律令，或被砍头，或被抄家，或被罚款。
王伦一直觉得，大宋朝处于华夏历史时期的一个重要节点，但可惜我大宋竟然连一个机会都没有抓住，历史赋予的任务，一个都没有完成，一个王朝混到这种地步，实在可笑。
比如大宋朝就处于热兵器的萌芽发展阶段，以时代科技水平，火炮本应该是黑火药最主要的发展方向，但大宋朝追求多而全，不敢肉搏战，就把火药技术全点到了箭矢抛射上面。
结果由于管理不善，朝廷不重视，就出现了各种毫无杀伤力的火箭、火器，在战场上的作用就是制造噪音和烟雾，完全没有任何黑火药该有的辅助功能。
又比如九品中正制以来，官与吏分家，官都是流动任职的流官，吏却变成了以本地人任职的坐地户，导致官的权力被吏分去了相当一部分。
但至少还有可以改进的机会，因为吏这一群体，还没有经过大元朝彻底放权给地方的洗礼，没有形成明朝那样根深蒂固的本地小吏群体，小吏还没有形成世袭制，还是有可以改革的机会的。
又比如宋辽两国长期对峙，导致了南北汉人的分化隔绝，这种统一南北、融合彼此的任务，大宋朝无能为力，辽国无动于衷，就这么把大好机会给浪费了。
再比如大唐临死前，拖着残躯硬生生打残了漠南漠北草原的游牧民族，假设大宋朝靠谱一些，契丹基本没有坐大的机会，但我大宋朝就是能让辽国崛起，顺便让党项人独立建国，还能让已经衰败成为散沙的吐蕃，又建立了一个青唐政权。
现如今的草原，几乎没有一个统一的部族，但大宋朝无能，辽国也好不到哪里去，能放任女真人崛起，转头就去欺压一盘散沙的草原部落，金国灭了辽国成为北方霸主，学辽国学得像模像样。
于是草原部落就硬生生地被逼着彼此混战，养蛊一般养出了蒙古大帝国。
宋、辽、金三国但凡有一个稍微靠谱一些，不敢说蒙古绝对不会出现，至少草原再次出现一个统一的部落，也会推迟个一两百年的。
故而王伦这一次在济州待了一个月，梁山历次大战的伤员和一部分士卒，就地转业，成为各县的吏员。
不知道该怎么做事？梁山别的不缺，唯独有朝廷小吏任职过往的头领和士卒不少，王伦就集合起来，先开个学习班和培训班，然后就匆匆上任。
裴宣部下的军法官，也转业了一批，于是三个县的基层官吏就这么搭建了起来。
王伦并没有第一时间急着均分土地，为了将梁山的势力下沉到乡村基层，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继续招兵，兵员主要从各乡村招募选拔，并在各乡村张贴梁山对士卒的一系列待遇和优惠。
除了正常的按月发放俸禄军饷，不带一丝克扣外，战时立功的赏赐，也列得清楚明白，而且战死、受伤的士卒，抚恤、优待都不少，若是入军满年限后，可以提出归乡，历年赏赐一并带回外，还可以优先出任本地的里正、保长。
第二，则是在各乡村开设小规模的供应铺，专卖盐、酒、醋、酱、针线等以及梁山铁器作坊打造的农具。
商铺下乡，其实就是耳目下乡，这样梁山就可以吸纳一部分游乡走村的小商贩，将情报网布满整个济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