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李秀成，原名李以文，后改名为寿成，最终由洪秀全赐名为秀成，1823年出生于广西梧州府藤县宁凤乡五十七都长恭里新旺村。他的父亲李世高与母亲陆氏共同养育了两个儿子——李秀成和他的弟弟李明成。家庭生活极为贫困，靠为他人开垦山地种植作物勉强维持生计。尽管如此，李秀成还是在八岁时得到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这得益于他的舅父，一位当地的村塾教师。在这位亲属的帮助下，李秀成得以进入私塾学习两年，在此期间他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古典文学作品不仅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还激发了他对于英雄主义的向往。
然而，由于家境贫寒，十岁的李秀成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家帮忙。即便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李秀成依然展现出了非凡的能力。比如，在放羊时，他巧妙地将石头绑在鞭子末端，以此来更有效地管理羊群。这段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技巧，也为日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领袖打下了基础。
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李秀成再次寻求通过劳动改善生活的途径。他在舅父的帮助下获得了在村塾做帮工的机会，同时利用闲暇时间自学。这段时间的经历对塑造其性格有着重要影响，“外柔内刚”成为他鲜明的个性特征之一。尽管如此，这份工作的收入对于缓解家庭困境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不久之后，李秀成又回到了家中，投身于更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中，如春季上山种植兰花，秋冬季节则砍伐树木制作木炭，努力支撑着这个贫穷的家庭。
到了1844年，一个转折点出现了。这一年，落第塾师洪秀全与冯云山从广东花县来到广西，开始了他们传播拜上帝会信仰的旅程。该组织以桂平县紫荆山作为活动中心，并迅速向周边地区扩展影响力，吸引了众多处于社会底层、渴望改变命运的人们加入其中。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区域，几乎每一个村庄都知道有这么一位“洪先生”。受到这一新兴宗教团体吸引，许多像李秀成这样的普通百姓开始寻找新的希望之路。五年后的1849年，也就是清道光二十九年，李秀成全家正式加入了拜上帝会。
二、参加起义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开始。这场起义迅速吸引了众多不满清朝统治的农民加入，他们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同年二月，太平军在武宣东乡建立了政权，定年号为辛开元年（1851年）。随着起义队伍的不断壮大，太平军开始向周边地区扩展势力范围。八月，他们在桂平成功突破了清军的围困，并继续向永安州挺进。正是在这段行军途中，当太平军经过藤县时，李秀成及其全家加入了这支革命力量，李秀成本人也成为了一名圣兵，开始了他传奇般的军事生涯。
进入1852年，即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太平军的行动更加频繁且大胆。五月间，他们离开广西，穿越湖南，攻占了武昌，随后沿长江而下，直指江南腹地。这一系列快速而有力的军事行动显示出了太平军的强大战斗力和组织能力。最终，在1853年2月14日，太平军攻占了南京，将其作为新的都城，并改名为天京，从而确立了太平天国在中国南方的统治地位。此时，李秀成被安排到春官正丞相胡以晃手下工作，负责处理一些日常行政事务。
然而，李秀成的才能很快得到了上级的认可。同年七月，东王杨秀清亲自提拔他为右后四军帅，负责守卫太平门外的新营。仅仅一个月之后，他又被晋升为后四监军，驻扎于天京仪凤门外的高桥，承担起了更为重要的防守任务。到了九月，随着翼王石达开前往安庆进行安抚民众的工作，李秀成也被派往那里协助石达开执行巡查民务的任务，同时他还肩负着一定的军事指挥职责。这段时期内，李秀成展现了其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勤勉的工作态度。“勤劳学练，生性秉直，不辞劳苦”是对他的真实写照。无论是修建营地还是构筑防御工事，他都能亲力亲为、尽心尽力地完成每一项任务，这种敬业精神赢得了各级上司的高度赞赏。
三、崭露头角
1854年春，太平军攻克了庐州（今合肥），李秀成被任命为殿右二十指挥，负责镇守该城。同年秋至次年，即乙荣五年（1855年），他继续驻守安徽的太平府和和州一带，并升任为殿右二十二检点，成为皖北地区的主要军事将领之一。这段时间里，李秀成不仅巩固了太平天国在当地的统治，还积极训练部队、整顿地方治安，展现出了出色的管理才能。
到了1855年秋季，天京地区的局势变得日益紧张。清廷派遣吉尔杭阿与张国梁率领大军围困镇江，意图以此为突破口威胁到天京的安全。与此同时，曾投降清朝的捻军首领李昭寿因不满清朝官僚何桂珍的行为而将其杀害，并率部投奔太平军。这一举动不仅增加了太平军的力量，也让李秀成因接收了这批精锐部队而得以晋升为地官副丞相，进一步提高了他在军中的地位。
1856年初春，随着镇江形势的恶化，燕王秦日纲奉命前往解围。在此过程中，李秀成巧妙运用奇兵战术，在夜色掩护下带领三千人越过汤头岔河，与陈玉成、吴如孝内外夹击，成功击败清军并解除了镇江之围。随后，太平军乘胜追击，接连攻破长江沿岸的多个清军营垒，并最终占领了扬州。六月间，他们又联合石达开发起对江北大营的攻击，彻底摧毁了清军在江北的重要据点，极大地缓解了天京的压力。然而好景不长，九月份爆发的“天京事变”让整个太平天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由于此时李秀成正在金坛前线作战，因此并未卷入这场内部冲突中。尽管如此，当得知庐州三河告急的消息后，他还是立即率部前往救援，虽然未能阻止该城失守，但却在桐城坚守阵地，以不足三千人的兵力顽强抵抗着数倍于己的敌军进攻，显示出了非凡的勇气与决心。
进入1857年后，面对日益严峻的外部威胁以及内部权力斗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李秀成意识到必须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战略来扭转局面。于是，在与陈玉成商讨后，两人决定采用奇袭的方式打击敌人。按照计划，陈玉成从宁郭郡出发，一路扫荡沿途各地直至抵达桐城外围；与此同时，李秀成则在城内做好准备随时响应。当看到友军出现在敌后方时，李秀成立刻率部出击，两面夹击之下清军迅速溃败。此役不仅收复了包括舒城、六安在内的多座城镇，更重要的是吸纳了一批捻军加入，显着增强了太平军的整体实力。鉴于其卓越表现，李秀成被晋升为地官正丞相，并获封合天侯，正式跻身高层领导行列。
然而，正当李秀成事业蒸蒸日上之际，天京事变的影响却愈发严重起来。石达开因不满洪秀全家族成员把持朝政而出走，导致太平天国出现了严重的权力真空。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洪秀全开始重用兄长洪仁发、洪仁达等人掌握实权，但这些人缺乏必要的才能与经验，根本无法有效抵御清军攻势。在这种背景下，李秀成再次被委以重任，负责增援天京附近的各个要塞。年底，他成功接应了从镇江撤退的吴如孝部队，并将洪仁发安全带回天京。凭借此次行动的成功，李秀成被任命为副掌率，成为了实际上的最高军事领导人之一。
尽管取得了诸多胜利，但李秀成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能解决内部矛盾，太平天国终将难以长久维持下去。为此，他主动邀请陈玉成共同前往安庆讨论对策，并向洪秀全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建议书，呼吁恢复石达开的地位、改革现行制度、减轻百姓负担等措施。这份直言不讳的意见书最初引起了洪秀全的不满，甚至一度遭到革职处分。但在众多官员的支持下，加上李秀成本人耐心解释自己的初衷后，最终得到了谅解，并促使洪秀全采纳了一部分建议。
四、二破江北大营
1857年末，清廷钦差大臣和春率领江南大营再次对天京发起进攻，他们开掘了一百多里的长壕，并连营一百多座，意图彻底围困太平天国的首都。到了1858年初，天京东北门已经被包围，南门也即将陷入困境。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李秀成主动请缨出京调兵解救，但洪秀全最初希望他留在京城负责守备工作，因此没有批准他的请求。然而，数日后，李秀成在朝门外击鼓，强烈要求重新讨论此事。经过一番力陈当前形势的重要性后，最终说服了洪秀全，同意让他率军外出寻求突破。
离开天京前，李秀成仔细安排好了城内的防务事宜，随后迅速前往芜湖。在那里，他与堂弟李世贤会合，共同商讨如何打破清军的包围圈。两人决定采取分头行动的战略：由李世贤坚守南岸牵制敌军，而李秀成本人则向江北进军，试图打通天京与北岸之间的联系。三月初，李秀成精选五千精兵分成两路出发。恰逢此时，清军攻陷了和州，于是他立即调整计划，率部救援并成功收复该地。接着，他又连续攻克了昭关、全椒、滁州等多个据点，极大地分散了江北大营的兵力。不过，随着更多清军援兵的到来，李秀成遭遇了一系列挫折，不得不暂时撤退到来安、全椒等地休整。
尽管初战不利，但李秀成并未放弃努力。为了稳定天京内的人心，他决定首先恢复京浦之间的交通线。四月间，李秀成带领部队从全椒出发，试图通过桥林进入江浦、浦口地区，却不幸被德兴阿所指挥的清军击败，损失惨重。无奈之下，只好退至汤泉一带暂避锋芒。
六月，意识到单凭一己之力难以扭转局势，李秀成回到全椒后召集了各路将领，在枞阳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有李秀成本人参加，还包括刚刚从湖北战场归来的陈玉成等重要人物。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必须联合起来对抗强敌，并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陈玉成将从潜山出发，经舒城攻取庐州（合肥），然后沿界牌方向挺进滁州；与此同时，李秀成也将从全椒出发前往滁州，两路人马将在那里汇合，随后共同攻打位于浦口的江北大营。这一战略构想旨在通过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薄弱环节，从而达到解天京之围的目的。
按照既定计划，八月份时，李秀成与陈玉成顺利完成了各自的任务，并在滁州东南部的东西葛、乌衣、小店等地三次重创清军主力，包括德兴阿、胜保等人指挥下的部队。紧接着，二人挥师直指浦口，采用前后夹击的方式彻底摧毁了江北大营，歼灭了超过一万多名清军士兵。此役不仅使京浦之间的交通得以恢复，更极大地提振了太平军士气，为后续作战奠定了良好基础。
鉴于此次胜利对于整个太平天国运动的重大意义，洪秀全随即对参与战斗的所有将士进行了封赏，并恢复了金田起义初期实行的五军主将制度。其中，李秀成因功勋卓着被授予最高爵位——合天义，并出任后军主将。同时，他还获得了新的名字“秀成”，这不仅是对其个人能力的认可，也象征着其在政权内部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然而，伴随着荣誉而来的还有责任与挑战。由于李秀成成为了地方上最重要的军事领袖之一，他与中央政府特别是洪秀全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力分配上的摩擦。根据新的分工安排，陈玉成主要负责安庆及整个皖北地区的防务工作，而李秀成则需确保皖北与天京之间的联络畅通无阻。表面上看，这样的配置似乎合理，但实际上却存在明显的不公平之处。陈玉成能够将皖北各地的驻军纳入自己麾下，形成相对独立且强大的势力范围；相比之下，李秀成虽然掌控着天京北大门的关键位置，但其所辖区域较小、兵力有限，发展空间受到极大限制。
五、三河大捷
1858年末至1859年初，太平天国在李秀成和陈玉成的领导下取得了对清军的一系列胜利，尤其是在“二破江北大营”之后，天京的安全暂时得到了保障。然而，正当两位将领准备进一步巩固战果时，湘军首领曾国藩却在安徽地区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湘军猛将李续宾率领部队深入太平天国控制区，在短短三十二天内连续攻克了潜山、桐城、舒城等重要城镇，并迅速逼近三河镇，直接威胁到了太平天国在皖北的战略布局。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危机，陈玉成立即向洪秀全请求增援，希望调派李秀成部前来协助作战。十月间，李秀成响应号召，率军从苏北战场紧急赶往三河镇与陈玉成会合。两军联手后，经过周密部署，于十一月十五日在三河镇一带设下埋伏，成功诱使李续宾部进入包围圈。随后，太平军发起猛烈攻击，最终全歼了这支由五千余人组成的湘军精锐部队，包括李续宾在内的多名高级将领均在这场战役中丧生。这场被称为“三河大捷”的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湘军士气，还极大地稳定了长江上游地区的局势。
取得三河战役的辉煌成果后，陈玉成与李秀成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乘胜追击，接连收复了舒城、桐城、潜山以及太湖等地，并解除了六合之围。在此过程中，他们摧毁了超过六十座清军营盘，迫使都兴阿不得不撤退。这些行动标志着太平天国军队再次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结束了长期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
然而，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李秀成与陈玉成之间出现了战略分歧。当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时，李秀成倾向于采取更加谨慎稳妥的方式，主张先稳固现有阵地再图发展；而陈玉成则认为应当抓住机会，趁势反攻湖北，尤其是要夺回武昌这一关键据点。由于意见不合，两人最终决定分兵行动：陈玉成带领部分人马继续西进，试图打开通往武汉的道路；李秀成则留在原地负责维护已占领区域的安全。
不幸的是，这种分裂使得太平军的整体战斗力受到了削弱。特别是李秀成的态度变得消极起来，未能给予陈玉成足够的支持。结果，在随后发生的二郎河战役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协同配合，太平军遭遇了失败。这场失利不仅打断了他们之前的连胜势头，也让原本已经有所好转的军事形势再度恶化。从此以后，太平军与湘军在长江以北地区重新陷入僵持状态，双方开始了新一轮的拉锯战。
六、受封王爵
浦口和三河战役的胜利为太平天国带来了短暂的喘息之机，但随之而来的内部叛乱却让李秀成面临着新的挑战。在三河战役之前，李秀成曾经保举的滁州守将李昭寿率部投降清军，这一事件已经给太平天国带来了不小的损失。紧接着，在1859年初，另一位由李秀成推荐的江浦守将薛之元也背叛了太平天国。江浦作为天京北大门的战略要地，其失陷直接威胁到了首都的安全。得知消息后，李秀成迅速从黄山返回，并立即组织部队试图夺回江浦和浦口，但未能成功。他只好驻扎在浦口，尽力守住通往天京的重要门户。
为了缓解局势，李秀成向陈玉成求助。陈玉成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先是在六合地区消灭了三千多名清军，随后又攻克了浦口，击毙了清军提督周天培，从而恢复了天京与浦口之间的联系。然而，正当陈玉成准备进一步行动时，安庆告急的消息传来，迫使他不得不紧急赶往救援。利用这个机会，清军再次包围了浦口，使得李秀成陷入了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
与此同时，在天京内部，洪秀全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人事调整：任命从香港归来的族弟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这一决定引发了部分将领的不满，尤其是当洪秀全紧接着封陈玉成为英王、蒙德恩为赞王，而同样立下赫赫战功的李秀成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封赏时，这种情绪达到了顶点。对于李秀成而言，这样的待遇无疑是对他的巨大打击，让他感到既失望又困惑。
就在这个时候，清军通过再次叛变的李昭寿向李秀成发出了劝降信。这封信最终被天京戍卫部队截获，并送到了洪秀全面前。得知此事后，洪秀全极为震惊，担心李秀成可能会效仿之前的叛将，因此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以防止可能出现的变故，包括扣押李秀成的母亲及妻儿作为人质，并下令封锁江面，禁止李秀成进入天京。
尽管身处如此艰难的环境中，李秀成仍然坚守阵地，继续与清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他不仅没有屈服于敌人的诱惑，反而表现出了极高的忠诚度和勇敢精神。这些举动最终打动了洪秀全，消除了他对李秀成的疑虑。八月间，洪秀全亲自书写“万古忠义”四个大字赠予李秀成，并正式晋封其为忠王，以此表彰他在战场上所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和坚定立场。
不过，面对这份迟来的荣誉，李秀成并没有立刻接受。相反，他上书请求先加封那些曾与他并肩作战、立下汗马功劳的捻军将领，如韩碧峰、韩肃峰、孙葵心、刘天祥等人。他认为自己的成就离不开这些同僚的支持与合作，因此希望他们也能得到应有的认可。洪秀全对李秀成的谦逊态度表示赞赏，并批准了他的请求。随后，在得到了韩碧峰等人的联合敦促之后，李秀成才勉强接受了忠王的封号。
七、二破江南大营
1860年，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天京（今南京）已经被清军围困多时，城内粮食储备严重不足，而浦口的局势也变得岌岌可危。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李秀成深知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来打破僵局。他向洪秀全强烈请求出京作战，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战略构想——“围魏救赵”，即通过攻击清朝的重要经济中心杭州，迫使江南大营分兵救援，从而减轻对天京的压力。
得到批准后，李秀成立即返回浦口安排好防务，然后迅速赶往芜湖，召集了皖南各路太平军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他详细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清军主力集中在金陵（南京），而其后勤补给主要依赖于苏杭一带。因此，如果能够成功攻占杭州，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到清军的物资供应线，还可能迫使他们不得不从金陵抽调兵力前往救援，进而为天京解围创造机会。
按照这一计划，正月间，李秀成率领七千精兵从南陵出发，经宣城一路向杭州挺进。途中，他连续攻克了广德、安吉、长兴等重要据点，与此同时，他的堂弟李世贤也在湖州附近发动攻势，以此吸引清军注意力。当李秀成率六千精锐突然出现在杭州城下时，当地的官绅完全没有准备，很快便放弃了抵抗，杭州落入太平军之手。
得知杭州失陷的消息后，江南大营统帅和春果然如李秀成所料，急忙命令总兵张玉良和浙江提督郑魁士分别从金陵和宜兴两地发兵援救杭州。据统计，为了应对这次危机，江南大营共调动了一万三千多名精锐部队，这无疑极大地削弱了其守卫金陵的能力。
见清军中计，李秀成并没有急于占领杭州，而是巧妙地利用疑兵之计，在城头插满旗帜制造假象，使张玉良误以为杭州仍有大量守军驻扎。随后，李秀成带领主力部队悄然撤出，取道余杭、临安直奔苏皖交界的建平。在这里，他又召开了另一场重要的军事会议，与会者包括李世贤、杨辅清、陈坤书、黄文金等多位高级将领。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由李秀成亲自指挥从溧阳、句容方向进攻淳化镇及紫金山一带；同时，陈玉成将从全椒南下，目标是江陵镇附近的板桥和善桥。此外，其他各路人马也将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配合主攻部队行动。
三月份，随着预定时间的到来，各路太平军开始对江南大营发起猛烈攻击。天京城内的守军也趁机出击，形成了内外夹击之势。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太平军共摧毁了五十多座清军营垒，数万名清军士兵被迫溃散。和春等清军高层官员甚至来不及穿戴整齐就仓皇逃往镇江。至此，第二次破江南大营的战役取得了圆满成功，天京之围也随之解除。这场被称为“围魏救赵”的经典战例充分展示了李秀成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指挥才能。
八、克复苏浙
1860年四月，在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后，洪秀全在天京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李秀成积极支持了洪仁玕提出的东征苏杭的战略计划，旨在先夺取富庶的江南地区，然后再西进攻击武汉。这一战略不仅能够为太平天国带来急需的经济资源，还能进一步扩大其控制范围。
担任东征主将的李秀成随即率军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他首先攻克了丹阳、常州和无锡等重要城市，最终成功占领了苏州。清军在苏州失陷后被迫向杭州方向溃退，而李秀成则紧随其后，一路追击并收复了浙江嘉兴。这些胜利极大地扩展了太平天国在东南地区的影响力，并为其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占领苏州后，李秀成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安抚当地百姓。他亲自下乡劝说民众，并通过出示招抚政策等方式迅速稳定了局势。随后，他在苏南建立了苏福省，将其打造成了太平天国的一个新的重要基地。在此过程中，李秀成还注意到了当地农民所面临的沉重赋税问题。他将民众的困境如实上报给洪秀全，后者随即下令减轻田赋负担。此外，李秀成还在苏南推行“着佃征粮”政策，允许农民领取“田凭”，从而将租种的土地视为自己的产业。这项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得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显着恢复和发展。
除了农业方面的改革，李秀成还积极推动工商业的发展。他鼓励经商活动，并提供资金支持给那些缺乏启动资金的人们。这种做法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也吸引了大量流民前来定居。据记载，当时的苏州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市场上货物充足，人口密集，甚至比战乱前还要繁华。
然而，正当太平军在苏常战场取得一系列胜利之时，湘军却加紧了对安庆的围攻。为了应对这一危机，洪秀全决定发起第二次西征，目标是会攻武汉以解救安庆。根据计划，陈玉成将从长江北岸进入湖北，攻打武昌北部；而李秀成则负责沿长江南岸经江西入湖北，进攻武昌西南部。两路人马原定于1861年4月在武汉会师。但实际上，由于英国的干涉以及南路军未能按时到达，陈玉成不得不提前撤回安庆。与此同时，尽管李秀成在6月份成功攻下了武昌，但由于得知陈玉成部队遭遇失利的消息，他也选择了撤军，放弃了原本的作战计划。
李秀成对西征的消极态度引起了其他将领们的不满和指责。许多人认为，正是由于他的撤退导致了武汉会师计划的失败，进而影响到了整个战役的结果。特别是当安庆最终失陷时，许多人都将责任归咎于李秀成的行为。9月份，李秀成重新调整部署，回师江西并进入浙江，最终在年底攻克了杭州。
随着陈玉成的牺牲，李秀成成为了太平天国中最具实力的地方领袖之一，掌控着苏南和浙江的大片区域。然而，这也引发了洪秀全的猜忌。为了削弱李秀成的力量，洪秀全开始广泛封赏李秀成手下的将领为王，试图通过分散权力的方式来限制他的影响力。面对这种情况，李秀成虽然采取了一些对抗措施，但很快外部的压力迫使他不得不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与清军的斗争上。
九、抗击英法
太平天国建立后，秉持“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的理念，对外国人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态度。1853年春，当英国公使兼香港总督文咸访问天京时，太平天国向他正式通知，允许英国人来华经商，但警告不得再贩卖鸦片，并且不承认清朝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然而，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列强开始支持清政府共同对付太平天国。
1860年四月，李秀成领导的太平军攻克苏州后，决定进一步进军上海。当时，清政府官员吴煦和杨坊雇佣了美国冒险家华尔组建了一支名为“洋枪队”的武装力量，以保卫上海并试图夺回周边城市。面对这一挑战，李秀成于五月向在上海的英国全权大臣发出照会，声明收复松江、上海的重要性，并宣布太平天国对外实行平等互惠的通商政策。然而，英国方面对此置之不理。随后，洪仁玕也尝试通过外交途径与英、法、美领事沟通，但同样没有得到积极回应。
六月间，洋枪队进攻青浦，当地守军告急。李秀成迅速从苏州率部前往救援，在战斗中大败洋枪队，击毙数百名外国士兵，华尔本人也身负重伤。这场胜利不仅展示了太平军对抗外国势力的能力，还提升了士气。紧接着，李秀成再次向上海各国公使发出照会，表明即将进军上海并对外国侨民加以保护。然而，英法侵略者却下令用大炮和步枪轰击太平军，并调动黄浦江上的军舰进行支援。
1861年底，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和参赞巴夏礼试图利用太平军在长江上游战事失利的机会，提出平分中国并愿意协助推翻清朝的建议。这一提议遭到了太平天国的坚决拒绝，双方关系彻底破裂。次年（1862年），李秀成攻克杭州后，再度发起对上海的攻势。他在出征前发布了檄文，警告外国侵略者不要助纣为虐，否则将自取灭亡。
三月份，洋枪队连同华尔的常胜军以及其他外国军队联合清军，连续攻占了嘉定、青浦等地，并在上海周围建立了连绵不断的防线。面对如此强大的敌军，李秀成亲自率领精锐部队迎战。四月初五日，双方在太仓展开激战，太平军最终力破敌阵，法国海军提督卜罗德也在战斗中被击毙。随后，李秀成乘胜追击，将英法联军围困在嘉定城内。尽管敌人多次从上海派遣援军试图解围，但均被李秀成击败。最终，英法联军指挥官士迪佛立不得不焚烧嘉定城突围逃回上海。
克复嘉定之后，李秀成继续向青浦推进，将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围困。华尔见势不妙，只好焚烧青浦后撤退至松江。李秀成紧追不舍，最终生擒法尔思德。此后，他又接连攻克泗泾、太仓、松江等据点，共摧毁敌营一百三十多座，将华尔及其部队困在松江城内。据李秀成回忆，当时的太平军已经让外国侵略者闻风丧胆，不敢轻易交锋。
正当太平军在上海战场取得一系列辉煌胜利之时，曾国荃率领的湘军却从安庆一路南下，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就占领了芜湖、巢县等多个战略要地，并直接威胁到了天京的安全。得知此消息后，洪秀全极为恐慌，一日之内连发三道诏书，命令李秀成立即撤兵回救天京。李秀成上奏解释说，虽然湘军正在围攻天京，但实际上兵力有限，无力实施有效封锁；而且天京周围的各个据点都在太平军手中，城内粮食充足，最佳策略是坚守待援，等到拿下上海后再购置火轮船和其他先进武器装备，然后全力解救天京。但是，洪秀全并未采纳他的建议，反而采用两面手法：一方面封李秀成为护国军师以示信任，另一方面直接下令皖南、皖北各地的太平军将领星夜兼程赶往南京增援。迫于压力，李秀成最终不得不从松江撤军返回天京。
十、中流砥柱
1862年五月，面对湘军从上游逼近天京的威胁，李秀成在苏州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与诸将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并提出了一系列战略建议。李秀成认为，湘军拥有水师的优势，可以以逸待劳，因此不宜与其正面交锋。相反，应该将苏省的米粮和军火等物资尽可能多地运回天京，做好长期守御的准备。他预计经过两年的时间，当敌人因久攻不下而士气低落时，再进行决战将更有胜算。然而，当李秀成将这一策略上奏给洪秀全时，却遭到了严厉的斥责，迫使他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
六月间，李秀成再次在苏州召集包括杨辅清、李世贤以及天京直属各路大员在内的高级将领举行会议，讨论如何调集兵力回救天京。此时，洪秀全实行的是“强本弱枝”的政策，导致李秀成在指挥上遇到了不少困难。为了强调团结一致的重要性，李秀成亲自为《会议辑略》作序，呼吁所有将士要“联万心而作一心”，共同应对危机。此外，为了消除洪秀全对他的猜疑，李秀成还将苏、浙两省的政权全部交给其他将领管理，并将自己的母亲和家眷送回天京作为人质。在返回天京之前，他还采取措施稳定后方，诱杀了太湖地区的枪船组织，确保当地秩序不受干扰。
八月中旬，李秀成率领大军从苏州出发，到达东坝集结。随后，他将部队分为两路，一路由秣陵关进攻，另一路由板桥、善桥向雨花台挺进。九月初三日，太平军发起了总攻令，战线长达五六十里，通过挖掘地道炸毁湘军围墙，最终冲入敌阵展开激烈的肉搏战。这场战役持续了四十四天，双方损失惨重，湘军减员三分之一，曾国荃本人也负伤。曾国藩在给朝廷的报告中称这是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最长时间的一次围攻。然而，由于当时正值江南地区爆发瘟疫，加上湘军有水师支持能够持续补给，而太平军则需陆运物资，使得他们在严冬来临时陷入了困境。最终，在十月间，各路军队因缺乏粮食和寒衣被迫撤退。
由于未能成功攻破清军营垒，李秀成被洪秀全革去了王爵。但他并未就此放弃，而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进北攻南”策略。根据这一计划，太平军将从长江北岸进攻湘军后方，迫使敌人调动南岸及下游的部队前往支援，从而达到解救天京的目的。十月间，李秀成的大军昼夜兼程渡过江浦、浦口，并接连攻克含山、巢县、和州等地。但就在此时，骆国忠在常熟叛变，迫使李秀成不得不暂时返回苏州平定内乱。直到1863年二月，他才重新回到巢县指挥作战。
按照新的计划，李秀成留下部分兵力牵制清军，自己则率主力部队打算经安徽舒城、六安、英山、霍山等地快速推进至湖北麻城，分兵攻打黄州和汉口，合围武昌，并进一步扩展至荆州、襄阳，与远征陕西的扶王陈德才部会合。然而，当大军抵达六安州时，正逢青黄不接时节，无法获得足够的粮食补给，不得不回撤。途中又遭遇寿州练匪苗沛霖的骚扰，加之洪水泛滥，几十万太平军在饥饿和自然灾害的双重打击下死伤惨重，最终只能退回天长一带。
据李秀成本人后来回忆，这次“进北攻南”的战略失败直接导致了十几万人的伤亡，同时由于他在雨花台战役之后没有及时返回苏南和浙江参与防御，使得这些地区的太平军不断溃败，苏州和江南的郡县相继失守，苏福省瓦解，浙江也陷入混乱之中。到了1863年底，李秀成被迫放弃了苏州，决定返回天京。侍王李世贤驻扎在溧阳，劝说他不要回京另谋出路，但李秀成拒绝了这一建议。李世贤甚至试图带兵前来阻止，但李秀成连夜轻骑赶回了天京。
回到天京后，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了放弃京城、另寻他处的战略建议，指出目前天京已被重重包围，内部粮草不足，外部救援无望。然而，洪秀全坚决反对撤离，并威胁要革去李秀成的官职。洪秀全自信地宣称自己的江山如铁桶般坚固，即使没有李秀成的支持也能得到其他人的扶持。对此，李秀成感到非常愤怒，甚至表示宁愿被立即处决也不愿日后受刑。事后，洪秀全意识到自己的态度过于强硬，于是派人安抚李秀成，并继续让他负责天京的防守工作。
从那时起直到天京最终失陷，李秀成一直坚守在天京。他曾下令李世贤领军前往江西筹集粮食，计划在秋收后返回援救天京。
十一、忠贞殉国
1864年正月，太平天国的天保城失陷，天京被湘军彻底包围。此时，李秀成负责全城的防守工作。四月十九日，洪秀全病逝，为了稳定军心，李秀成在五日后扶立洪秀全长子洪天贵福（即幼天王）继位。然而，此时天京城内的军队只剩下了一万多名，其中能够作战的士兵仅有三四千人，而且粮草已经断绝。湘军对天京的围攻日益紧迫，他们从东门到北门沿城墙挖掘地道以图攻城。尽管如此，李秀成还是指挥守城部队连续破坏了几十处地道。
到了五月，地保城也落入敌手，湘军利用猛烈的炮火掩护，逼近太平门，并继续挖掘地道进行攻击。六月间，湘军终于通过炸塌城墙的方式冲入城内。面对突如其来的进攻，太平军一万多人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一部分战士战死沙场，其余则试图在混乱中突围。李秀成见势不妙，立即奔回朝门，将自己的战马让给了幼天王洪天贵福骑乘，并率领残部保护其逃往清凉山暂避。经过一番周折，洪天贵福得以逃脱追捕。而李秀成本人则换乘了一匹体力不佳的马，在初更时分假扮成清兵，试图从太平门缺口冲出。不幸的是，由于坐骑无法快速行进，他很快便与大队人马走散，流落到了方山一带。当地百姓曾试图帮助他脱险，但最终还是被八村村董陶大来发现并捉获，随后被交给了湘军将领萧孚泗。
李秀成被捕后，被送往曾国荃的军营。曾国荃因为自己的兄弟曾国华曾在三河镇战役中丧生于李秀成之手，因此对其怀有深仇大恨。他在审讯过程中摆列了刀、锥等刑具，意图将李秀成残忍地处决。据记载，曾国荃不仅命令手下用锥子刺伤李秀成的手臂和大腿，甚至亲自上阵施以酷刑，导致后者血流如注。即便如此，李秀成依然表现得异常坚强，他对曾国荃痛斥道：“曾九！各扶其主，你生什么气？且兴灭无常，今天偶然得逞，就发疯了吗？”这种坚毅的态度赢得了旁观者的敬佩。
在狱中，李秀成以惊人的毅力每天写下7000多字的自述，详细记录了自己的一生经历以及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看法。这份《李秀成自述》长达数万字，但由于种种原因，原稿卷末第74页以后的内容部分被撕去，未能完整保存下来。据说，李鸿章在读完这部自述后也为之动容，称赞李秀成是“英雄人物”。然而，根据历史学家罗尔纲的研究，曾国藩可能出于邀功的目的而夸大或扭曲了一些史实，并担心清廷会对李秀成进行审讯，从而揭露不利于己方的信息，因此未经请示便擅自决定将其杀害。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李秀成曾经试图效仿三国时期的姜维诈降，并劝说曾国藩称帝反清，但这只是后来流传的一种猜测，并没有确凿证据支持。
1864年8月7日，也就是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曾国藩派候补知府李鸿裔告知仍在撰写“天朝十误”等内容的李秀成，当天他将被处决。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李秀成表现得非常从容，他对李鸿裔表示：“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愿图报。”傍晚时分，李秀成步赴刑场，谈笑自若，并诵读了十句绝命词，以此表达自己对太平天国事业的忠诚。随后，他英勇就义，享年四十二岁。
李秀成死后，曾国藩下令将其尸体装入棺木安葬，同时遵照清廷旨意，将他的头颅装在小木笼里，派人沿途展示给江南地区的民众观看，以此作为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