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经历
唐执玉的早期经历，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科举制度下官员成长的典范。他于康熙八年（1669年）出生于江苏武进的一个家庭，在当时的科举制度下，只有通过层层选拔才能进入官场，唐执玉凭借自身的才智和不懈的 努 力 ，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考中了进士，这是当时文人士子梦寐以求的荣誉，也是步入仕途的关键一步。
初任浙江德清知县时，唐执玉便展现出了卓越的治理能力和为民服务的精神。面对当时存在的土地赋税问题，他采取了积极措施，即让“有田无粮者令自首，有粮无田者除之”。这样的做法既保证了国家的税收，又避免了普通百姓因负担过重而陷入困境。这种公正无私的态度赢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也为他在官场上树立了良好的声誉。
随着时间推移，唐执玉的能力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他被调往户部任主事一职，这是一个负责国家财政管理的重要部门。在这里，他继续发挥其专业特长，不久之后又升迁为户科给事中。在户部任职期间，他敏锐地发现了户部钱粮款项中存在的问题，并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向朝廷上书，指出户部钱粮款项最容易出现贪污腐败的情况，并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措施，显示出他对国家财务体系的深刻理解和强烈的正义感。
此后，唐执玉的职业生涯进入了新的阶段，他先后担任了鸿胪寺卿、奉天府府丞、大理寺卿等重要职务。这些职务不仅要求他具备出色的管理能力，还需要他在复杂的政务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原则立场。尤其是大理寺卿这一职位，对于法律知识的要求极高，唐执玉能够胜任这一职务，表明他在法律方面也有相当造诣。
雍正二年（1724年），唐执玉被任命为礼部侍郎，这是一个涉及国家礼仪、教育等方面的重要职位。在这个位置上，他有机会进一步推广其治国理念，为国家的文化建设作出贡献。三年后的雍正五年（1727年），唐执玉又被委任为都察院左都御史，这标志着他在监察系统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都察院作为清朝的监察机构，负责监督百官，打击贪腐，唐执玉在此职位上的表现无疑是对他的忠诚和才干的高度肯定。
二、治理水患
雍正七年（1729年），唐执玉调任直隶总督，负责管理京畿地区，这一地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它直接关系到首都的安全与稳定。上任伊始，唐执玉便面临着一项严峻的挑战——治理白河水患。白河位于密云城附近，每当夏季和秋季来临，河水便会暴涨，威胁到城市的安全。原有的堤坝已经破败不堪，只剩下石堤勉强维持，这种情况显然不能应对即将到来的汛期。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唐执玉迅速采取行动，向雍正皇帝上奏请求治理白河，并提出了一套详细的解决方案。他建议在原有石堤的基础上，加筑坚固的土堤，并且利用石堤来保护县城，以抵御洪水的冲击。这一方案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并随即付诸实施。工程完成后，白河对密云城的威胁大大减轻，唐执玉也因此获得了当地居民的高度赞扬。
同年秋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袭击了直隶地区，导致永定河与滹沱河水位急剧上升，形势危急。面对这一自然灾害，唐执玉没有犹豫，迅速向朝廷汇报了灾情，并请求派遣官员前来协助赈灾。于是，朝廷指派了侍郎牧可登和副都统阿鲁等人前往灾区，展开救援工作。
在赈灾过程中，唐执玉发现了一个问题：由于各地降雨量不同，一些地区虽然被朝廷的赈灾命令所覆盖，但实际上并没有遭受严重的灾害；而另一些未被提及的地方却已经成为了重灾区。这种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资源分配不均，无法有效救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们。因此，唐执玉向雍正帝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应该派遣专门的大臣前往各个受灾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以便准确评估灾情，合理分配赈灾物资。唐执玉的这一提议得到了雍正帝的高度评价，并立即采纳。
三、体恤百姓
清朝初期，随着满洲八旗军队入关，大量的土地被圈占，这些土地原本属于汉人，被圈占后便成了八旗子弟的私产。为了安抚失去土地的农民，官府采取了一种补偿措施，即在其他州县分配土地给他们耕种，这种做法被称为“寄庄”。与此同时，粮食征收依然按照原来的户籍所在地进行，这就产生了“寄粮”的现象。也就是说，农民虽然搬迁到了新的地方居住和耕作，但是他们的粮食赋税依然要按照原来的户籍缴纳，这就导致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地在此处而粮在彼处。
这种制度上的安排无疑增加了农民的实际负担。首先，他们必须在新的居住地耕作，同时还要回到原来户籍所在地缴纳粮食税款，这不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还容易造成征税数额上的不一致，增加了管理上的难度。其次，由于征税依据的是原籍，而非实际耕作地，这也使得地方政府在管理和监督上出现了混乱，百姓在寻求迁移和重新安置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碍。
唐执玉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亲自走访了怀安、宣化、万全、宝坻、丰润、三河等多个县区，深入民间了解实际情况。他发现“寄庄”和“寄粮”带来的问题不仅存在，而且非常严重，给百姓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在了解到这些问题后，唐执玉认为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以减轻百姓的负担。
为此，唐执玉向雍正皇帝上奏，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凡是地在此处而粮在彼处的情况，应该由迁入的州县将这些农户应缴纳的粮食数量纳入本地的户籍登记之中，实现“粮随户转”。这样一来，不仅可以简化征收程序，还能确保赋税公平合理，避免了因为地域差异而导致的管理混乱。
雍正帝听取了唐执玉的意见，并采纳了他的建议。这项改革措施有效地缓解了百姓的经济压力，同时也简化了政府的管理工作，提升了行政效率。
四、君臣融洽
唐执玉作为直隶总督，不仅以其卓越的治理能力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也深得雍正皇帝的信任与赏识。在他任职期间，雍正帝对他的信任程度可见一斑，唐执玉所上的奏折，几乎都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与认可，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非常罕见的。这种君臣之间的默契与和谐，不仅体现了雍正帝对唐执玉能力的认可，也反映了唐执玉为人处事的高超艺术。
唐执玉与雍正帝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这在诸多细节中可以窥见端倪。例如，雍正帝曾特意派人将新鲜的荔枝送到保定，供唐执玉品尝。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举动，但却显示出了皇帝对臣子生活的关怀，以及对唐执玉个人的重视。在那个时代，新鲜水果尤其是荔枝，由于其不易保存的特性，被视为珍贵的礼物。雍正帝此举无疑表达了对唐执玉工作的认可和对其个人的尊敬。
更为感人的是，在唐执玉身体不适的时候，雍正帝表现出极大的关切。他不仅亲自询问唐执玉的身体状况，还派遣宗人府府丞冀栋带着御赐的人参前往保定探望。在信件中，雍正帝还特别叮嘱唐执玉要保重身体，不要过度劳累，并表示如果御赐的人参对病情有所帮助，将会继续派人送来。这样的关怀不仅仅是对一个官员的关心，更体现了一个君主对忠臣的深厚情感。
唐执玉对此自然是深受感动。雍正帝的这些举动，不仅增强了君臣之间的感情，也激励了唐执玉更加尽心尽力地为国家效力。在那个时代，君臣关系往往被看作是一种基于忠诚与信任的契约关系，而雍正帝与唐执玉之间的这种互动，则超越了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达到了一种近乎于朋友般的亲密。
五、结语
雍正九年（1731年），唐执玉由于长期操劳，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意识到自己的健康已经难以支撑繁重的政务工作。出于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考虑，唐执玉连续三次向雍正帝上书请求辞去直隶总督的职务。考虑到唐执玉的实际情况，雍正帝最终同意了他的请辞请求。
离开直隶总督的位置后，唐执玉回到了京城，试图通过休养来恢复健康。次年，即雍正十年（1732年），唐执玉虽然仍在调养身体，但他并未完全脱离政务，而是被任命为刑部尚书，继续为国家服务。这一职务虽然重要，但在一定程度上比直隶总督的压力要小一些，这或许是为了让唐执玉能够在较为轻松的环境下继续为国效力。
然而，唐执玉的身体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雍正十一年（1733年）春天，尽管身患疾病，唐执玉仍旧接受了第二次出任直隶总督的任务。他深知直隶地区的治理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毅然决定再次肩负起这份重任。遗憾的是，仅仅过了三个月，唐执玉便因病逝世于任上，享年六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