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年神童，贫寒起家
李绂出生于清初一个贫穷的家庭，但他自幼便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天赋。据说，他读书过目不忘，记忆力超群，这种天赋让他能够在短时间内掌握大量的知识。在他十岁的时候，已经能够独立创作诗歌，这在当时的社会中是非常罕见的成就，因此，他被周围的人誉为神童。
到了十二岁那年，李绂的好学精神促使他与村中的几位先生共同成立了一个诗社。这样的举动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相当大胆的，不仅体现了他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同时也展现了他在社交方面的能力。在那个时代，能够与成年人一起讨论学问，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荣耀，而李绂却凭借自己的才智赢得了长辈们的尊重。
然而，李绂的家庭条件并不允许他过多地享受学习的乐趣。家境贫寒，生活拮据，这些现实的问题时刻提醒着他需要为未来打算。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李绂的成长故事更显得难能可贵。有一次，他的哥哥外出后失联，这让全家人都非常焦急。在这个紧要关头，年仅十二岁的李绂决定亲自出门寻找哥哥。他带着家里凑来的三百钱，在寒冷的冬季踏上了寻亲之路。
这段旅程充满了未知与挑战。当时的交通条件极为落后，道路崎岖不平，天气恶劣，而且沿途可能会遇到各种危险。但对于年幼的李绂来说，这一切都没有阻止他前进的步伐。他凭借坚强的意志力和勇敢的精神，穿越了漫长的路程，终于在汉阳找到了哥哥。这次经历不仅是对李绂个人能力的一种考验，更是对他性格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科举登第，仕途起步
李绂的科举之路并不平坦，但每一步都彰显了他的才华与毅力。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李绂在江西省的乡试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第一名，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这一胜利不仅是对他多年刻苦学习的肯定，也是他迈向更高平台的起点。
四年后，即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李绂顺利通过了更为严格的进士考试，标志着他正式踏入了清朝的官僚体系。作为新晋进士，李绂被选为庶吉士，这是清代选拔优秀年轻官员的一种方式，意味着他将会接受更为严格的训练和更高的期望。
进入官场之初，李绂被任命为侍讲学士，这份工作要求他不仅要具备深厚的学识，还要能够将这些知识传授给他人。紧接着，他又被指派担任日讲起居注官，这是一个负责记录皇帝日常言行的重要职务。这两项任命表明，康熙帝对李绂的能力有着极高的评价，并希望他能在宫廷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随着李绂声望的提升，他的职责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他被提升为内阁学士，并兼任左副都御史。同年，他还被指定为武科会试的正考官，这意味着他需要确保考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随后，李绂又被委任为云南、浙江等地乡试的正考官，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对他能力的认可。
然而，就在李绂的仕途似乎一片光明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担任会试副考官期间，由于一些考生未能上榜，引发了他们的不满，这些人聚集到李绂的住所前抗议。事件迅速发酵，导致御史舒库对李绂提出了弹劾。尽管李绂并未直接参与任何不当行为，但由于未能及时上报这一情况，他最终被免去了官职，并被贬谪到永定河担任河工。
三、再获重用，砥砺前行
雍正元年（1723年），李绂经历了短暂的贬谪生涯后，终于迎来了转机。这一年，他被召回北京，并恢复了原来的职位。雍正帝对李绂的才干和忠诚表示认可，任命他为吏部侍郎，这意味着他将负责管理官员的选拔、考核以及晋升等一系列重要事务。这一任命不仅标志着李绂职业生涯的复苏，也显示了雍正帝对其能力的高度信任。
然而，李绂并没有因为重返高位而改变自己的为人处事原则。他始终秉持着公平公正的态度，拒绝向权贵低头。这一立场使他在朝中树立了不少敌人，尤其是与大将军年羹尧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年羹尧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拥有极大的权力，而李绂则坚持原则，不愿为其子年富等人提供特殊待遇，拒绝了他们要求从优安排建造军营的要求。这一行为引起了年羹尧的不满，两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变得更加紧张。
尽管面临巨大的压力，李绂依旧坚守自己的立场，这不仅没有削弱他的地位，反而赢得了雍正帝的进一步赏识。雍正帝深知李绂的为人和能力，因此在关键时刻给予了他坚定的支持。例如，在李绂负责监督漕运期间，他因担心粮食在储存过程中受损，决定将部分粮食出售，并将所得款项用于公共事务。这一决定虽然出于善意，但却被政敌利用，企图以此攻击李绂。然而，经过雍正帝的调查，真相大白，李绂的举措被证明是合理的，雍正帝甚至亲笔题写“奉国罄心”四个字，以表彰李绂的忠诚与无私。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绂继续在多个重要岗位上任职，包括担任广西巡抚。在广西期间，他致力于整顿地方秩序，打击腐败现象，改善民生。他深入基层，了解民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民族间的矛盾，促进了地区稳定与发展。李绂的努力得到了雍正帝的高度评价，他的政绩也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四、清廉执政，造福一方
在担任广西巡抚期间，李绂以他一贯的清廉作风和务实态度，为广西带来了显着的变化。他深知，要改变一个地区的面貌，首先必须整顿吏治，打击腐败现象。因此，他上任伊始便着手调查地方官吏的行为，力求根除那些损害民众利益的不良风气。
李绂深入民间，亲自走访各个村落，倾听百姓的心声，了解他们的疾苦。通过与普通民众的直接交流，他获取了大量关于地方治理的第一手信息。这种亲民的作风不仅拉近了他与民众的距离，也让他的政策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调查过程中，李绂发现了苗民与汉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这种冲突不仅影响了社会稳定，也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为了化解这一矛盾，李绂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他加强了法律的执行力度，严厉打击那些挑拨民族关系、引发械斗的行为；另一方面，他注重通过教育和引导的方式，缓和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李绂鼓励双方开展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和尊重，同时推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民族团结的政策措施。
在处理这些敏感问题时，李绂始终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偏袒任何一方。他坚决制止了汉族官员和土司欺压少数民族的现象，一旦发现有官员擅自设立名目、勒索财物的行为，便立即予以严惩。这种坚定的态度有效地遏制了地方上的腐败现象，树立了政府的权威。
此外，李绂还揭发了前任官员 贪 污 捐 纳 银款的重大案件。这笔款项原本用于公共事业，却被前任官员非法占有。李绂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并将相关证据呈报给了上级部门，最终使得这些贪污行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此举不仅净化了官场环境，也为地方政府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五、直面困境，铁骨铮铮
李绂的清廉与刚直不仅体现在他治理地方的举措上，更在其面对政治风暴时的表现中得以体现。雍正四年（1726年），李绂因其与田文镜之间的矛盾，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
田文镜在河南总督任上以严厉着称，对待下属和地方官员十分苛刻。李绂对田文镜的治理方式持有异议，认为其做法过于粗暴，有损读书人的尊严。这一观点使二人之间产生了分歧，并逐渐演变为公开的对立。李绂多次上疏批评田文镜的政策，指责其横行乡里、贪赃枉法，祸害百姓。田文镜自然不甘示弱，反告李绂结党营私，试图以此扳倒对方。
这场争端最终导致了李绂被指控结党营私，并因此被捕入狱。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李绂并未屈服。在狱中，他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但他始终保持了坚定的信念，拒绝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也未曾动摇过自己的立场。
据记载，李绂在狱中依旧保持读书的习惯，每天读书、吃饭、睡觉，表现得十分从容不迫。这种镇定自若的态度不仅感染了狱中的其他犯人，也赢得了狱卒的尊敬。同狱的甘肃巡抚曾称赞李绂为“真铁汉”。
李绂的这种精神状态，加上他在地方治理上的清廉表现，最终打动了雍正帝。雍正帝了解到李绂的真实情况后，对他的忠诚与清廉有了更深的认识。经过调查，雍正帝确认李绂并没有参与任何不正当的活动，反而在地方治理上做出了诸多贡献。
于是，雍正帝决定赦免李绂，并将他释放。李绂在狱中的表现，尤其是在两次决囚时，面对生死威胁时所展现出的勇气，让雍正帝更加确信李绂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大臣。在一次决囚时，雍正帝命令将李绂带到刑场，以刀置于其颈，问他是否认为田文镜的做法是对的。李绂坚定地回答说：“臣虽死，不知田文镜好处。”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再次证明了他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忠臣。
六、晚年着述，传道授业
出狱后的李绂虽然经历了一番波折，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相反，他更加坚定地投入到着述与教育事业中，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李绂在出狱后，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并积极参与编纂多部重要文献。他参与了《八旗通志》《广西通志》《畿辅通志》等着作的编撰工作，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这些着作不仅记录了地方的历史变迁，也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状况的重要参考。
乾隆帝即位后，李绂再次得到了重用的机会。乾隆帝认识到李绂的才能与忠诚，授予他重要的官职。乾隆元年（1736年），李绂被任命为户部侍郎，负责管理国家财政。尽管在这一时期，他也曾因推荐人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而受到朝廷的斥责，但这些挫折并未动摇他对工作的热情和对理想的执着。
晚年的李绂回到家乡抚州，开始了他另一段精彩的人生篇章——投身教育事业。他与县令李廷友共同捐资创办了“青云书院”，并亲自担任主讲教师。这座书院成为了当地文化教育的中心，吸引了众多学子前来求学。李绂不仅教授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行动和人格魅力影响着每一位学生，教导他们如何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在青云书院，李绂不仅传授学问，还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他倡导以朱熹的“道问学”和陆九渊的“尊德性”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强调学问与德行并重。这种教育思想不仅在当时受到了广泛赞誉，也为后世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李绂在晚年还担任了兴鲁书院的山长，继续讲学，传播知识。他的教育实践为“才乡”教育的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使得这一地区的人文气息更加浓厚，人才辈出。
乾隆十五年（1750年），李绂在抚州逝世，享年七十六岁。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不仅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典范，也是一个才学出众的文化大家。李绂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传颂，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