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年得志
年羹尧的家族背景相当显赫，祖上原本姓严，后来误传为“年”，从此世代以年为姓。这个家族可以追溯到明朝，其中最着名的人物当属户部尚书年富。随着明朝的衰落，年氏家族迁移到了辽东广宁地区。在明清易代之际，年羹尧的曾祖年有升一家被迫加入了满洲八旗中的汉军镶白旗，这一转变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轨迹，也为家族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年羹尧的祖父年仲隆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并担任知州等官职，开启了家族的上升通道。到了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这一代，他从一个低级官员笔帖式做起，最终官至署理湖广总督，显示了年氏家族在清朝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年羹尧是年遐龄的次子，他自幼聪颖好学，对于科举考试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年羹尧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并一举中举，成为举人。仅仅一年之后，即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他就顺利通过了会试和殿试，虽然只是位列三甲第218名，但由于当时康熙帝特地下令“大臣子弟皆置三甲”，因此他也同样被授予了进士身份。
成为进士之后，年羹尧与其他42名新科进士一同被康熙帝钦点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继续深造。这一年，年羹尧年仅二十二岁（按中国传统计算方式），可谓少年得志。他的才华很快就在翰林院内崭露头角，不仅因为他的博闻强记而闻名，还因为他的文章声誉卓着。尽管年轻时有些放荡不羁，喜好游荡于青楼之间，被人称为“儇佻恶少”，但在面对一些人的规劝后，年羹尧表现出了可贵的自省能力。他开始收敛自己的行为，更加专注于学问，并时常谈论宋明理学，特别是对王阳明的心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年羹尧还特别崇拜唐朝时期的名相陆贽，常引用陆宣公奏议中的言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种对古代贤臣的推崇，不仅体现了他对传统儒家思想的认同，也表明了他希望通过效仿古人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二、平步青云
年羹尧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通过散馆考试后留在翰林院，任从七品的检讨。此后几年间，他凭借着出众的才能和勤奋的工作态度，得到了快速的晋升。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年羹尧被委派主持四川乡试，这是对他学术水平的认可。回到京城后，他又先后升任正六品的侍读和从四品的侍讲学士。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年羹尧再次被委派主持广东乡试，这表明他在科举制度中的权威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年羹尧的仕途迎来了一次飞跃，他被提升为正三品的内阁学士，并加礼部侍郎衔。同年四月，年羹尧作为副使随头等侍卫敖岱前往朝鲜，传达了康熙帝复立太子的诏书。这次出使不仅是一次外交任务，也是对年羹尧个人能力和忠诚度的一次考验。回国后，年羹尧被外放为四川巡抚，正式成为一名封疆大吏。
对于康熙帝的特殊提拔，年羹尧感到十分感激，并在奏折中表达了要“竭力图报”的决心。他在四川任职期间，积极提出了一系列兴利除弊的措施，并且亲自示范，拒绝收受礼物，展现出廉洁自律的态度。康熙帝对此非常满意，并鼓励他“始终固守，做一好官”。
然而，年羹尧在四川的任职并非一帆风顺。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彝族首领罗都等人在宁番卫发起叛乱，年羹尧与四川提督岳升龙共同负责平叛。虽然岳升龙率先平定了叛乱，但年羹尧因未能及时采取行动而受到了批评。翌年，川陕总督音泰弹劾年羹尧延误军情，但康熙帝最终决定给予他从宽处理，让他继续留任。
另一次挫折发生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当时有一个名叫孟光祖的骗子冒充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的使者，在各地招摇撞骗。年羹尧信以为真，给予了孟光祖财物支持。这一事件曝光后，孟光祖被处决，年羹尧也因此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
尽管遭遇了这些波折，年羹尧仍然得到了康熙帝的信任。在驱准保藏之役中，年羹尧展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确保了清军的后勤供应，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期间，他还上奏指出四川军政存在的腐败问题，并请求获得总督的权限以便能够有效整顿军务。康熙帝对此表示赞同，并提拔他为四川总督。
年羹尧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康熙六十年（1721年），他在热河觐见康熙帝时，被升任为川陕总督，并接受了康熙帝的亲自赐予的弓矢等物。这次接见不仅是对他过去工作的肯定，更是对他未来的期望。年羹尧对此感慨万千，认为自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感叹道：“极世人之遭逢，非梦想所能到”。
三、得宠雍正
年羹尧所在的旗分佐领原本隶属于肃亲王豪格的庶支贝勒延寿。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随着康熙帝第四子胤禛被封为和硕雍亲王，按照惯例，胤禛获得了镶白旗的部分佐领，其中包括年羹尧所在的陈继范佐领。这一变动不仅改变了年羹尧的隶属关系，还将他与胤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不久之后，年羹尧的妹妹成为了胤禛的侧妃，从而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郎舅关系。
然而，在年羹尧的妹妹成为胤禛侧妃之后，年羹尧并没有因此与胤禛的关系变得更为亲密。事实上，由于年羹尧当时正在四川任职，他与胤禛之间的联系并不密切。直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胤禛还曾经写信训斥年羹尧，指出他在给自己的信件中没有使用谦卑的措辞，如未自称“奴才”，并且在一些重要的家庭庆典上，年羹尧既没有送上礼物，也没有发去贺信。此外，胤禛还提到年羹尧在孟光祖案中的失误，以及他在信中使用的某些可能被视为居心叵测的言辞。为了改善关系，胤禛要求年羹尧将其成年的儿子、弟侄送到京师侍奉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
年羹尧听从了胤禛的要求，将家人送往京师，这也表明他愿意维护与胤禛之间的关系。这一举动或许有助于缓解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随着胤禛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即位为雍正帝，年羹尧的地位也得到了显着提升。雍正帝即位后不久，便召胤禵还朝，并安排年羹尧协助管理西北军政事务。这一安排可能是出于对年羹尧的信任，同时也可能是为了确保对胤禵的控制。
雍正元年（1723年），年羹尧来到北京为康熙帝奔丧，雍正帝不仅加封他为二等阿达哈哈番世职，还赐予他太保衔，并晋封为三等公。此外，年羹尧的妹妹被册封为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他的长兄年希尧也被重新启用，担任署理广东巡抚；妹夫胡凤翚被任命为苏州织造兼苏州浒墅关监督；年已八旬的父亲年遐龄也获得了尚书虚衔。这一系列的举措显示了雍正帝对年羹尧家族的高度重视。
在年羹尧离京返回任所的路上，他还向雍正帝报告了山西的灾情，并请求及时赈济。雍正帝对此表示关切，并回复说希望年年岁岁都能看到年羹尧呈上的平安报喜的消息。
胤禵离任后，青海地区的蒙古和硕特部酋长罗卜藏丹津开始蠢蠢欲动，意图反抗清朝统治。西北局势因此变得紧张，雍正帝决定继续用兵西北，旨在稳定边疆的同时，也希望通过一场胜利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在当时西北有宗室延信和年羹尧两人坐镇的情况下，雍正帝选择了出身汉军旗的年羹尧挂帅。
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雍正帝下令将四川、陕西、甘肃、云南四省的一切事务交由年羹尧办理，显示了对年羹尧的信任和支持。不久之后，雍正帝又以延信驻扎甘州、指挥不便为由，免去了延信的西安将军职务，改命年羹尧继配夫人的叔叔、缺乏军事经验的宗室普照署理西安将军，实际上将西安八旗驻防军的指挥权也交给了年羹尧。
同年八月，罗卜藏丹津正式起兵反清，雍正帝命令年羹尧等人派兵接应被袭击的亲清王公，并派遣在西宁的侍郎常寿前往罗卜藏丹津军中宣谕，试图令其罢兵。然而，罗卜藏丹津已决心叛乱，不仅拘禁了常寿，还率领部队进攻西宁及周边地区。
面对这一紧急局势，雍正帝于同年十月正式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率领大军前往西宁进行救援，并与罗卜藏丹津作战。最初，战局对清军不利，年羹尧被困西宁，但他表现得镇定自若，率领少数士兵坐在城楼上，假装城中有大量援军。罗卜藏丹津误以为其中有诈，于是率军撤退。年羹尧随即指挥军队出击，罗卜藏丹津未料到年羹尧兵力如此之少，未能做好充分准备。在战斗中，年羹尧命令军队向桌子山藏族人开炮，造成了藏族人大量的伤亡。随着岳钟琪的部队到达，直接进攻敌营，罗卜藏丹津最终败逃，仅率少数人逃离战场。
在年羹尧困守西宁期间，国舅隆科多曾秘密向雍正帝建议，应该派人牵制年羹尧，以防他倒戈造反。然而，怡亲王允祥却持反对意见，认为既然已经将大军交给年羹尧指挥，那么再派人掣肘会影响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雍正帝最终采纳了允祥的意见，继续信任年羹尧。
年羹尧在岳钟琪的辅助下，逐步扭转了战场上的被动局面。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年羹尧终于击败了罗卜藏丹津的主力部队，平定了青海叛乱。捷报传到京城时，正值清明节，雍正帝正在景陵祭奠先皇。得知这一消息后，雍正帝欣喜若狂，立即晋封年羹尧为一等公，并赞扬年羹尧及其部下不仅为他的“功臣”，更是他的“恩人”。
四、渐失信任
年羹尧平定青海后，继续镇守西北，处理善后事宜。在此期间，雍正帝对年羹尧的信任达到了顶峰，不仅在军事方面依赖他，就连朝中的重大事务，无论是否与军事有关，雍正帝都会私下与年羹尧商议。例如，在处理耗羡归公一事上，雍正帝采纳了山西巡抚诺敏的提议，但朝廷中的大臣们并不赞同。面对这种情况，雍正帝专门询问年羹尧的意见，表示：“此事朕不洞彻，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在另一件事上，雍正帝打算将周敦颐、程颢、程颐三位儒学大家入祀孔庙，但考虑到父亲康熙帝已将朱熹入祀，如果将周、程置于朱熹之前，似乎不太妥当。雍正帝再次征求年羹尧的意见，希望他能“详细推敲奏来”。对于年羹尧的意见，雍正帝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要求大臣们仔细参考。
年羹尧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军事和政务，甚至在翰林院庶吉士的散馆考试中，雍正帝也会征求年羹尧的意见，以确定考试的等第和名次。这表明年羹尧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几乎无所不在，其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然而，随着年羹尧权势的膨胀，他也逐渐与掌握人事权的吏部尚书隆科多以及掌握财政权的怡亲王允祥产生了矛盾。年羹尧在平叛期间频繁利用军功保举官员，通过密折直接向雍正帝推荐，使得他所推荐的人得以迅速升迁。这种做法导致吏部不得不为年羹尧设立专门的档案记录，称之为“年选”，这显然触动了隆科多的利益。
在财政方面，年羹尧多次请求免除四川和陕西的赔补，并要求减轻陕西亏空官员的处罚。雍正帝批准了年羹尧的请求，这使得其他省份也开始效仿，给允祥主持的清查国库亏空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扰。雍正帝意识到年羹尧与隆科多、允祥之间的矛盾，试图通过将年羹尧的儿子年熙过继给隆科多以及通过赠送允祥主管造办处所制的珐琅鼻烟壶等方式来调和三人之间的关系，但年羹尧对此反应冷淡，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此外，雍正帝的政敌、康熙帝第九子允禟被安排随从年羹尧出征，表面上是为了让军中有皇子坐镇，实际上是希望年羹尧能够监视允禟。然而，年羹尧在康熙朝与允禟有过交情，并未认真履行监视职责，也没有罗织允禟的罪名，这让雍正帝颇为不满。
年羹尧自身的一些行为也逐渐引发了雍正帝的不满。他爱慕虚名，喜欢自我标榜，并且喜欢接受奉承，不能拒绝贿赂，这导致他荐举官员时过于泛滥，甚至出现了因受贿而推荐的情况。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的形象，也逐渐加剧了他与雍正帝之间的嫌隙。
罗卜藏丹津之乱平息后，年羹尧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请求交出兵权，希望能调回京城。面对年羹尧的请求，雍正帝一方面表达了对年羹尧健康的关心，提供了药物和疗养方法，另一方面则希望年羹尧能够继续留在西北，以防外界对君臣关系产生猜疑。雍正帝认为年羹尧继续留任可以成为一个“千古奇榜样”，以此来展示君臣和睦。
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年羹尧进京请训，汇报西北的情况。这是他外放后第三次入朝觐见，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年羹尧此次进京，雍正帝给予了极高的重视，特意让礼部拟定仪注。礼部侍郎三泰所拟的仪注未能满足雍正帝的要求，结果被降级处理。
年羹尧进京时，沿途的铺面被要求关闭，陕西巡抚范时捷、直隶巡抚李维钧等地方官员跪地迎送。当他从广宁门（广安门）进入京城时，王公大臣们跪接于门外，年羹尧策马而过，毫不动容。即便王公们下马问候，他也只是微微点头回应。这种行为显示出年羹尧的傲慢与不羁，与当时的社会规范不符。
在京城期间，雍正帝对年羹尧进行了丰厚的赏赐，包括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以及金币等物品。此外，雍正帝还让年羹尧与总理事务王大臣及中枢近臣们一起面承上谕，下达圣旨。雍正帝称赞年羹尧记忆力好、表达能力强，且性格直率，不徇私情，有考察年羹尧是否适合担任中枢大臣的意图。
然而，年羹尧长期在外任职，对于京中复杂的官场规则和礼仪并不熟悉。他在京中的行为举止过于张扬，不仅让同僚反感，还引起了雍正帝的不满。年羹尧在与雍正帝会面时，甚至在御前“箕坐”，这种随意的姿态被认为是不尊重的表现。尽管如此，雍正帝依然给予了宽容。
更严重的是，年羹尧在京中招揽势力，四处插手政务，宣扬自己的权威和功绩。他的家仆魏之耀也仗势欺人，作威作福。有一次，年羹尧拜访怡亲王府后，对直隶巡抚李维钧评论王府内部布置简陋，显得矫情违意。这些言行透露出年羹尧对权势的渴望和对同僚的轻视。
雍正帝对年羹尧的行为虽有不满，但并未直接表达出来。在一次公开的上谕中，雍正帝谈到“为君难、为臣不易”，表面上是在谈论君臣之道，实际上是在暗中敲打年羹尧。然而，年羹尧并未从中领悟到雍正帝的警告，没有采取任何谢罪或请辞的举动。
十二月，年羹尧回到了西安。据说在这次进京期间，雍正帝的一位亲信（可能是禅僧文觉）曾建议扣留年羹尧，但雍正帝相信自己能够控制局面，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尽管如此，雍正帝已经开始对年羹尧产生了戒心，并逐渐萌生了除掉他的念头。
五、获罪赐死
年羹尧离京时，雍正帝虽然赐予他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职，以表彰他在平定青海和其他少数民族叛乱中的功绩，但同时也对他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提醒他“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这一警告意味着雍正帝已经开始对年羹尧的行为感到不满，并对其未来的作为提出了警告。
与此同时，雍正帝开始在与封疆重臣们的密折批示中表达对年羹尧的不满，并暗示相关大臣应及时表态，甚至揭发年羹尧的罪过与劣迹。这些大臣包括湖广总督杨宗仁、河道总督齐苏勒、直隶总督李维钧、安徽巡抚李成龙等。从雍正三年（1725年）初开始，雍正帝公开批评年羹尧，并通过几个具体事件进一步削弱他的威信。
首先是在金南瑛事件中，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劾了一位下属官员金南瑛，但雍正帝认为这是“妄参”，因为金南瑛曾是怡亲王保举的官员，而年羹尧被指为幕后主使，遭到点名批评，并被交由吏部议处。
紧接着，在三月，北京城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天象，督抚大臣纷纷上表称贺。雍正帝特意查看了年羹尧的贺表，发现他将“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雍正帝认为这不是简单的疏忽，而是年羹尧故意为之，以此来显示自己的不敬之意。
为了进一步孤立年羹尧，雍正帝开始拉拢那些曾与年羹尧关系密切的大臣，如史贻直、伊都立以及年羹尧的政敌四川巡抚蔡珽等人。尤其重要的是，雍正帝拉拢了年羹尧的主要部将岳钟琪，甚至谎称岳钟琪的父亲岳升龙是被年羹尧陷害的，从而挑拨年、岳二人之间的关系。
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雍正帝免去了年羹尧川陕总督兼抚远大将军的职务，调任他为杭州将军，而岳钟琪则接任川陕总督。年羹尧试图通过指使西安官民挽留自己，但雍正帝不为所动，并借机讽刺年羹尧，称是因为有“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的谶语，才命他前往杭州，验证是否属实。
在离陕之前，年羹尧与岳钟琪有几次私人对话，这些对话内容被岳钟琪一一上奏给雍正帝。年羹尧在这些对话中流露出对自己前途的担忧，岳钟琪则试图安抚他。然而，这些努力并未改变雍正帝的决心。
五月十七日，年羹尧离开西安，上了一道奏折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请求在仪征听旨。雍正帝并未批准，年羹尧只好前往杭州赴任。在此期间，内外官员对年羹尧的弹劾奏章如雪片般呈上，雍正帝多次要求年羹尧针对这些罪状作出回应，尽管年羹尧尽力为自己辩护，但已无法改变雍正帝的决心。
七月初二日，年羹尧抵达杭州接任，但他仍然保持着大将军的气势，随从众多。七月二十七日，雍正帝借口年羹尧的奏折中没有谢恩之语，罢免了他的杭州将军之职，贬为闲散章京，看守杭州东门庆春门。至此，年羹尧的权力和地位一落千丈，从一等公一路降至闲散章京，最终在九月二十二日被革去全部官爵。
随着年羹尧与雍正帝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朝中官员纷纷上书请求严惩年羹尧。内阁、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员多次奏请雍正帝对年羹尧进行惩罚。面对这一压力，雍正帝并没有立即做出决定，而是命令内阁下旨询问各省将军、督抚、提督、总兵等官员的意见，要求他们公开具题，表达对年案的态度。
在时机成熟后，雍正帝于雍正三年（1725年）十月初五日正式批准将年羹尧锁拿进京，交由三法司问罪。然而，在此之前，即九月二十八日，散秩大臣拉锡就已经奉雍正帝密令抵达杭州，逮捕年羹尧及其家属。
当晚，拉锡等人派去的差役来到年羹尧看守的庆春门，叫醒了已经入睡的年羹尧，并欺骗他说北京有使臣到普陀山进香，已经到达杭州满城内的将军衙门，让他去见见使臣。年羹尧随之前往将军衙门，却被要求跪下听旨，拉锡随即宣读了收押他的圣旨，并将年羹尧锁拿。随后，年羹尧的家产被连夜抄没，其妻妾子女及家奴等人也被逮捕。
在被捕过程中，年羹尧表现得十分镇定，多次强调自己的清白，并安慰自己的儿子们不要害怕。他还与看守官兵谈笑风生，表现出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
十一月初五日，年羹尧及其家属被押解至京城，关入刑部大牢。十一月二十三日，年羹尧的妹妹年贵妃病逝。十二月十一日（1726年1月13日），即年贵妃去世后的半个月，议政王大臣、刑部上奏了年羹尧的九十二款大罪，包括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
其中，重罪包括与静一道人、邹鲁等人图谋不轨，私藏军用物品，伪造图谶妖言等。此外，还包括乱穿衣服、滥用龙纹、排斥异己、贪污腐败、非法经营等各种罪状。同日，雍正帝派遣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步军统领阿齐图向年羹尧宣判死刑，称九十二款大罪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三十多条。然而，雍正帝念及年羹尧平定青海的功绩，最终决定开恩赐其狱中自裁。
据说当时年羹尧迟迟不肯自尽，希望能再见雍正帝一面再死。面对这种情况，蔡珽厉声斥责，年羹尧才最终自尽。
除了年羹尧本人之外，他的父亲年遐龄和哥哥年希尧也被剥夺了官职，但免于治罪。年羹尧的儿子年富被斩首，其余年满十五岁的儿子均被发配到云贵、广西等地戍边。年羹尧的幕客邹鲁、汪景祺先后被斩首，其亲属被罚为披甲奴隶。然而，在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考虑到年羹尧昔日平定青海的功绩，赦免了年羹尧的诸子，并将他们交由年遐龄管束。
结语
年羹尧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既是清朝初期杰出的军事将领，也是历史上着名的权臣之一。他的崛起和陨落不仅反映了清朝早期皇权与臣权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揭示了权力过度集中所带来的危险。尽管年羹尧在军事上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后期的行为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悲剧性结局。年羹尧的故事警示后人，无论地位多么显赫，都不能忘记谦逊与忠诚，否则必将面临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