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生涯
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1596年1月2日），冯铨出生于顺天府涿州，一个位于今天河北省涿州市的地方。他的早年生涯充满了学术与政治的双重荣耀。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冯铨年仅十九岁时，就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举成为进士，并随即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他正式被授予翰林院检讨的职务，这是一个显示学术造诣和政治前途的职位，同时，他与父亲冯盛明同朝为官，被时人称为“小冯”或“小冯翰林”。
然而，冯铨的家族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天启元年（1621年），冯铨的父亲冯盛明在担任河南左布政使期间，因为后金（后来的清朝）入侵辽沈地区时擅自离职，而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河南巡抚张我续对此事进行了弹劾，指控冯盛明在国家危难之际擅离职守，要求对其进行严惩。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冯铨并未选择逃避，而是勇敢地站了出来，上书为父亲申辩。他指出，冯盛明在请求退休时，辽沈地区的警报尚未到达，因此，父亲的离职并不是出于对国家责任的逃避，而是基于个人原因。冯铨的这一举动，不仅是对父亲名誉的一种维护，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儿子的孝道，以及在朝中人脉与影响力的运用。
尽管冯铨竭尽全力进行辩护，但最终冯盛明还是被判处杖刑并被罢免官职，这对于整个冯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冯铨也不得不随父回籍，暂时离开了官场，这无疑对他的仕途产生了影响。
二、魏阉党羽
冯铨的政治生涯在天启四年（1624年）迎来了一个转折点，这一年，魏忠贤到涿州进香，冯铨利用这个机会，跪于道旁向魏忠贤哭诉其父被弹劾丢官的经过。魏忠贤当时正在积极搜罗党羽，冯铨的示弱与恳求恰逢其时，魏忠贤随即命冯铨恢复原职。冯铨对魏忠贤的提拔感激涕零，从此彻底倒向阉党，成为魏忠贤的重要心腹之一。
在东林党与阉党的激烈斗争中，冯铨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当东林党着名人物杨涟上疏揭露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状，引起魏忠贤的极度不满时，冯铨敏锐地嗅到了机会，他致书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承诺可以为魏忠贤在朝中争取支持，并怂恿魏忠贤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如“行廷杖，兴大狱”，以此来树立权威。在冯铨和阉党其他成员的策划下，杨涟等人遭受酷刑，最终惨死。
冯铨的手段不仅针对东林党人，他还利用自己的权力报复个人仇敌。例如，他利用《辽东传》这部小说中涉及其父的内容，假称该书是由熊廷弼撰写的，目的是夸耀自己的功劳。在明熹宗举行经筵时，冯铨呈上此书，对熊廷弼进行诬陷，直接导致了熊廷弼的被杀。熊廷弼死后，冯铨继续施展计谋，暗中设计，杖毙了熊廷弼的姻亲、御史吴裕中。
冯铨的快速晋升令人侧目。魏忠贤为了表彰冯铨的“忠诚”，向明熹宗讲述了甘罗十二岁拜相的故事，借此机会超授冯铨官职。于是，冯铨在短短一年之内，从少詹事升至内阁，任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不久更升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年仅三十的冯铨，一跃成为朝廷重臣，权倾一时，被称为“黑头爰立”、“黑头相公”。
天启六年（1626年），冯铨的权力达到顶峰，他进一步倾陷东林党人，由魏忠贤授意，担任了篡改历史之作《三朝要典》的总裁官，此举进一步巩固了魏忠贤在朝中的权威。宦官李永贞曾将冯铨与魏忠贤的心腹宦官涂文辅相提并论，形容说：“内相有涂文辅，外相有冯振鹭。”这表明冯铨已经成为阉党中数一数二的关键人物。
然而，冯铨的贪婪和过分的受贿行为最终惹恼了同样觊觎权力的崔呈秀。崔呈秀成功说服魏忠贤疏远冯铨，导致冯铨在天启六年闰四月被罢免官职。即便如此，冯铨依然不愿放弃与魏忠贤的关系，继续讨好魏忠贤，甚至为他书写了长达百韵的祝寿诗，试图挽回失去的恩宠。
三、一度失势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随着明熹宗的去世，魏忠贤失去了其在宫廷中的主要支持者，这标志着阉党势力的终结。随后的几个月里，阉党成员遭到全面清算，冯铨作为魏忠贤的党羽，自然无法幸免。崇祯帝即位后，立即着手清理阉党余孽，冯铨被列为“魏忠贤党”，遭到削籍，即被剥夺了所有官职。在后续的逆案审判中，有129人因谄事魏忠贤被定罪，需服三年徒刑并缴纳赎金以换取平民身份，冯铨在这些人中排名第二，这表明他在阉党中的位置极为显赫，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冯铨的失势并未让他完全淡出政治舞台。崇祯二年（1629年）冬，后金军队侵扰京畿地区，引发“己巳之变”。在这次危机中，冯铨展现出了一定的担当，他自掏腰包，组织了对涿州的防御，并参与了从澳门葡萄牙人那里购得的红夷大炮的护送工作。这些大炮对于保卫京师至关重要，冯铨不仅协助护炮，还亲自率领一支由3500名士兵组成的队伍，以及约百名家丁，共同守护这批军火，防止其落入后金之手。当京师解围后，冯铨继续护送其中六门大炮进京，完成了任务。
冯铨的这一系列行动，被涿州的地方官看在眼里，他们认为冯铨在国难当头时的行为应得到嘉奖，因而请求朝廷恢复其官职。然而，这一提议遭到了阁臣吴甡和黄景昉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冯铨的过去难以原谅，不应轻易赦免。最终，冯铨的复职请求被驳回，他仍然处于被禁锢的状态。
即便如此，冯铨仍未放弃翻身的机会。崇祯十四年（1641年），他试图通过亲家周延儒和阁臣魏藻德的帮助，再次请求朝廷恢复其原有的官位。然而，由于反对声音过大，加之崇祯帝本人对阉党的深恶痛绝，冯铨的这一尝试最终未能成功，他仍旧背负着“逆辅”的污名，直到明朝灭亡，都未曾获得起用。
四、归顺清廷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军挥师南下，入主中原，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以书信的方式召唤冯铨入朝效力。冯铨收到信后，毫不犹豫地赶往京城，迅速投入新朝怀抱。多尔衮对冯铨的到来给予了高度礼遇，赐予他朝服衣帽、鞍马、银币等物，命其以原官衔进入内三院，辅佐机要政务。半个月后，冯铨与其他文武群臣一道，在武英殿向多尔衮上表祝贺，表现出对新朝的忠诚与顺服。
顺治二年（1645年），冯铨在清廷的地位进一步稳固。六月初三，多尔衮下令抚恤并赡养明代遗腹子，冯铨等人立即叩头谢恩，显示出对摄政王政策的支持。在多尔衮询问其是否怀念旧主时，冯铨巧妙回答：“一心可以效忠两位君主，但是对一位君主不能二心。”这句话既表达了对清朝的忠心，也避免了被扣上背叛旧主的帽子。同年，冯铨被任命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正式成为清廷的高官。
然而，冯铨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同年七月，御史吴达对其提出弹劾，引发了一场政坛风波，但具体细节及处理结果并未详述于此。尽管遭受弹劾，冯铨在清廷的官位并未受到影响，反而在顺治六年（1649年）加官进爵，被封为少傅兼太子太傅。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去世，清廷内部权力格局发生剧变。顺治帝亲政后，满洲贵族中的反多尔衮派掌握大权。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清廷开始对中央各部的汉官进行审查甄别，这一举措旨在清除多尔衮的余党，并整顿朝纲。在审查过程中，冯铨首当其冲，顺治帝历数其罪状，包括被吴达等人弹劾的罪名以及过去七年的所作所为，认为冯铨“殊失大臣之体”，最终命令其致仕，即退休。
五、效忠顺治
顺治十年（1653年），冯铨的命运出现了转机。三月二十一日，顺治帝发布诏书，以“冯铨原无显过，且博洽故典，谙练政事，朕方求贤图治，特命起用，以观自新”为由，命令吏部通知冯铨迅速前往京城。三月二十七日，顺治帝亲自召见冯铨，表达了对他的关切与重视。当日傍晚，冯铨与几位大学士一同被召入宫中，顺治帝谈及翰林官的才干问题，认为只需亲自考核，即可判断文采的高低。在此场合，冯铨巧妙地提出：“皇上选拔人才，不应只看重文章，南人汉官文章华丽但往往不善实务，满人虽文章逊色但办事效率高。”冯铨的这番言论，既迎合了顺治帝对满汉官员差异的看法，又间接贬低了南方汉官，尤其是被弹劾过的陈名夏和陈之遴，二人均来自江浙地区。顺治帝对冯铨的观点表示赞同，次日便恢复了冯铨的官职，重新任命他为弘文院大学士。
冯铨复出后，继续在清廷中发挥影响力。顺治十二年（1655年），他被加封为少师兼太子太师，与大学士洪承畴一同建议恢复明朝的票拟制度，又与大学士谢升等人共同议定了郊社、宗庙的乐章。尽管期间多次受到言官的弹劾，冯铨的地位并未受到根本动摇，甚至在罢官后不久便再度复出。
顺治十三年（1656年），鉴于冯铨年事已高，清廷加封他为太保，准许其退休，但仍将其留在朝廷中作为顾问，以备咨询。这一安排体现了顺治帝对冯铨经验和智慧的重视。随后，冯铨经过皇帝的允许，返回了原籍涿州。
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廷进行官制改革，将内三院改为内阁，冯铨被任命为中和殿大学士，保留了其原有官衔，显示出清廷对其的持续信任与尊重。冯铨在清廷的这一系列经历，不仅体现了个人在政治风云中的起伏与调整，也反映了清初政权对汉官的态度变化，以及满汉官员之间复杂的权力博弈。
六、死后荣辱
康熙十一年（1672年）十一月初二，冯铨在其家中安然辞世，享年七十八岁。作为一位在明清两朝都曾担任要职的官员，冯铨的去世受到了朝廷的关注。康熙帝按照惯例，赐予他祭葬的荣誉，并追赠“文敏”这一谥号，这在当时是对一位文臣学识与品德的高度认可。
然而，冯铨身后荣辱交织的命运并未就此结束。一百多年后的 乾 降 五十四年（1789年）十二月，乾隆帝（高宗）回顾历史，对冯铨的评价提出了异议。乾隆帝认为冯铨“罔顾名节，身事两朝”，即在明朝与清朝之间反复，缺乏坚定的政治立场。此外，乾隆还指出冯铨在归顺清朝后，并未有显着的功绩可言，因此，当初给予的谥号“文敏”显得过于宽厚。
基于这样的历史评判，乾隆帝下旨削去了冯铨的谥号，这一举措不仅是对冯铨个人的否定，也是乾隆帝试图整顿朝纲，强调官员忠诚与操守的一种体现。在乾隆看来，“今久而论定”，即历史应当公正地评价每一位官员，不应让那些“幸窃易名之典”的人逃脱道德与历史的审视，以确保朝廷的赏罚分明，彰显公允。
结语
冯铨为父申冤的经历，不仅是他个人成长历程中的重要篇章，也反映了晚明时期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在个人情感与家族利益面前，冯铨展现出了不同于一般官员的勇气与坚持，即便这意味着要承受巨大的个人牺牲。这段历史，不仅彰显了冯铨的孝道精神，也揭示了中国古代官场中家族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