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李化龙降生于大名府长垣县的老李庄，一个平凡的村落，却孕育出不平凡的命运。他的成长故事，始于隆庆五年（1571年），彼时正值青年的李化龙，师从长垣教谕吴嵚。吴嵚慧眼识才，对李化龙寄予厚望，预言他将来必成大器，堪当天下重任。吴嵚不仅是李化龙的启蒙恩师，也是他学术道路上的重要引路人。跟随吴嵚赴大名府讲学，李化龙得以在元城书院深造，文学造诣日益精进，为日后的科举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万历元年（1573年），李化龙在乡试中脱颖而出，一举中举，这标志着他离梦想的朝堂又近了一步。次年，也就是万历二年（1574年），他再次证明自己的才华，在全国性的进士考试中拔得头筹，年仅二十岁便登科及第，成为众人瞩目的新秀。初入仕途，李化龙被任命为嵩县知县，面对县内官僚的轻视，他并未退缩，而是以实际行动回应挑战。通过暗中调查，李化龙掌握了县内胥吏的不法行为，依法严惩，迅速树立了权威，使得嵩县政局为之一清。
万历十四年（1586年），李化龙的仕途迎来转折，他被调任河南按察司提学佥事，不久又升任河南省布政司左参议，职责范围逐渐扩大。五年后的万历十八年（1590年），他再获提升，转任山东按察司提学副使，继续在地方治理和教育领域施展才华。
二、巡抚辽东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夏，李化龙被擢升为右佥都御史，肩负起巡抚辽东的重任。此时的辽东边疆，正面临着来自泰宁部落和土蛮（仡佬族）的严重威胁。总兵官李成梁之前杀害泰宁部落首领速把亥，导致速把亥之子把兔儿与其弟炒花心怀怨恨，占据旧辽阳北部，频繁侵扰边疆。四月间，把兔儿率众围攻辽阳，同时朵颜部落的小歹青和福余部落的伯言儿也趁机分路进犯，辽东局势一触即发，前任巡抚韩取善因应对不力被罢免。
李化龙接任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与外交智慧。上任仅仅两个月，他就与总兵董一元共同策划，成功击退了把兔儿与伯言儿的联合进攻，伯言儿在战斗中丧生，把兔儿亦受重伤。尽管把兔儿、小歹青与卜言台周（土蛮之子）进一步加深了勾结，意图报复，但李化龙与董一元的严密布防，加之董一元主动出击，捣毁敌方巢穴，彻底挫败了敌人的气焰。把兔儿终因伤重不治身亡，辽东边疆因此获得了一段时间的安宁。
次年，即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小歹青向明廷表达了悔意，并请求在义州开通木市，意在恢复与明廷的贸易往来。同时，小歹青还提供了长昂（朵颜部落首领）即将进犯的情报。李化龙基于情报的准确性，认为小歹青有合作诚意，遂 上 疏 朝廷，提出了开通木市的五点益处，包括可以分化敌人、增加税收、改善边境民生等。明神宗采纳了李化龙的建议，木市得以开通。然而，李化龙不久因病离职，木市随之暂停，后续的重新开市计划也因与巡抚李植意见不合而陷入僵局，最终导致小歹青再度成为边患。
三、播州之役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公然反叛，其军队在飞练堡击败官军，造成都司杨国柱、指挥李延栋等多名高级将领阵亡。随后，叛军攻陷綦江，参将房嘉宠、游击张良贤遇害。杨应龙的军师孙时泰主张直取重庆，进而攻占成都，挟持蜀王作为人质，但杨应龙犹豫不决，声称叛乱仅是争夺地界，企图复制往昔的赦免模式。
闻知叛乱加剧，万历皇帝震怒，立即撤换前四川、贵州巡抚，任命李化龙为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兼巡抚四川，赋予他尚方宝剑，以便快速平定叛乱。李化龙上任后，立即采取行动，弹劾不听从命令的大将，调整军事部署，令水西兵三万坚守贵州，切断杨应龙招募苗人增援的通道，同时调集大军，准备全面反击。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二月，李化龙精心策划，分兵八路，从不同方向对播州发起总攻。川兵、贵州兵、湖广兵各自划分路线，每路兵力三万，其中官兵与土司兵比例为三比七。李化龙亲自督战，各路将领奋勇向前，形成对播州的立体包围。
面对官军的雷霆攻势，杨应龙派其子杨朝栋抵御，但各路官军皆大胜。杨应龙后悔未听孙时泰之计，意识到大势已去。在关键时刻，李化龙审时度势，化解了水西苗人可能的援助，加强了对叛军的封锁。刘綎率先突破娄山关，抵达海龙囤，其他部队紧随其后，形成合围之势。叛军见势穷途末路，派出使者假意求和，被李化龙识破，果断下令拒绝。刘綎将叛军使者拘禁，以示清白。八路大军合围之下，经过轮番进攻，最终攻破叛军据点，杨应龙与二妾自杀，叛乱宣告结束。
从出兵到平定叛乱，历时仅一百一十四天，彰显了李化龙卓越的军事才能。在这期间，李化龙曾收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本欲归乡服丧，但因军务紧急被留任。待叛乱平息，李化龙再次提出回乡守孝，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其功勋被载入史册，为后世所颂扬。
四、忧国忧民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李化龙被委任为工部右侍郎，总理河道，承担起治理黄河、确保漕运安全的重大责任。甫一上任，黄河即在单县苏家庄与曹县发生大决堤，危机四伏。面对这一棘手问题，李化龙展现出了卓越的决策能力和创新思维，提出开凿泇河的方案，旨在绕过黄河最危险的吕梁段，确保运道畅通无阻。泇河的开凿，不仅避免了黄河的肆虐，还极大地提升了大运河的运输效率，为国家的经济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李化龙再度被朝廷起用，这次他担任戎政尚书，负责京营的管理与改革。深感京营乃国之根本，李化龙上书列举了京营存在的十一滥、十二苦、十九件宜做之事，以及屯政十二事，力图整顿军纪，提高战斗力，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然而，这些提案并未得到朝廷的积极响应，反映出当时官僚体系的腐败与低效。
随着边疆形势日益紧张，特别是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正月，京师传言盗匪来袭，引发民众恐慌，九门紧闭，数万边民涌入京城避难。面对如此局面，李化龙再次挺身而出，提出加强边防、补充军力的紧迫需求。他指出，辽东的士兵多为老弱病残，且受到税监高淮的残酷剥削，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减。李化龙请求停止苛捐杂税，增兵数万，以稳固边防。同时，他还提出了关于兵粮供应、和议与战斗策略的全面计划，力求全方位提升国防实力。遗憾的是，这些深思熟虑的建议并未得到皇帝的批准，凸显了当时朝政的保守与僵化。
尽管遭遇种种挫折，李化龙仍坚守岗位，直至一品官职任期届满，被加封为柱国、少傅兼太子太保，这是对他多年勤勉与贡献的肯定。即便在高位，李化龙始终心系国家与人民，其一生致力于国家的水利建设、边防安全与军事改革，展现了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成为明代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贤臣楷模。
五、晚年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十二月十五日，李化龙在其任上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八岁。他的逝世引发了朝野的深切哀悼，朝廷追赠其为少师，后又加赠太师，谥号“襄毅”，这一谥号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功绩与德行——既表彰其在军事上的英勇果敢，也肯定了他作为文臣的智慧与忠诚。
到了崇祯年间，明末皇帝崇祯对李化龙的评价极高，赞其为“春秋血食诗书帅，钟鼎名流社稷臣”，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李化龙在文武两方面均达到的卓越成就，以及他对国家社稷的深厚贡献。这种赞誉，不仅源于李化龙生前的丰功伟绩，也反映了后世对其历史地位的认可。
在明朝的官僚体系中，文臣晋升至尚书，需经六年方可得东宫三少之位，满九年才能加太子太保衔，通常这些高位是极为难得的。然而，李化龙却因其在播州之役中的卓越贡献，即使在丁忧期间，也被破格提拔为少保，这在当时极为罕见。一般而言，仅有内阁大臣或极少数特别优秀的官员才能享受这种待遇，而李化龙以右都御史的身份直接跃升，且未兼任任何东宫官衔，直至一品官职满期后才加太子太傅衔，这在当时被视为极大的殊荣。
自明初以来，仅有张永嘉（张居正）在担任文渊阁大学士期间，以吏部尚书的身份获得少保衔，且未兼任东宫官衔，与李化龙的情况相似。李化龙的升迁轨迹，不仅是对其个人能力与贡献的肯定，也反映出明代后期官场中对功勋卓着官员的特殊优待，以及对边功显着者的额外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