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这样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就是华夏政府的一部分部队中的官兵不了解民众的痛苦，强占民宅，烧毁门窗，借抗战之名对老百姓大肆强征强买，让华夏军队和老百姓之间早就有出现了裂痕。
结果，一遇战事发生，华夏军队便大量的征用车马，强拉民夫，更有很多军纪败坏的部队便乘机抢掠，一些部队征用的车辆马匹中，居然不是装载武器和弹药，而是装载着走私的货物，部队里面军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
同时，华夏政府第一战区军队的后勤保障上也是出现了较大问题，由于豫省全省连年饱受饥荒之苦，特别是一九四二年的大旱灾让豫省出现了巨大的饥荒。
而由于华夏军队在中条山会战中的惨败后，一方面遭到日军从北、南、东三个方向上的包围封锁，一方面又因大量的军队在豫省集结，这给豫省当地的民众增加了巨大的负担。
除此之外，豫省还需要向驻扎在陕省的华夏政府第八战区的数万部队提供给养，这样一来，华夏军队的后勤补给就陷入到了困境之中，很多部队中的官兵们薪饷和服装几个月都没有能发放下来。
再加上华夏战场上的战事逐渐增多，华夏政府第一战区的很多部队领不到给养，便向民间借了很多的包谷等杂粮，这让华夏政府第一战区部队中的士兵营养严重的不足，不但影响到了部队的作战，而且这些部队借了这么多的杂粮都需要自己研磨，结果就是，各部队中的士兵每天就是忙于筹粮及推磨等工作，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操练与防务。
其实，早在一九四零年起，华夏政府为了减轻民众的压力，便将华夏军队官兵每天的三餐制为了两餐制，菜品也多为菜叶盐水汤，结果，部队中的很多官兵便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很多士兵甚至连枪都拿不稳，并且导致了部队中大量的新兵逃亡。
这样的情况持续到一九四四年的时候，华夏政府的很多部队中士兵无力行军，更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作战，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官兵们长期处于半饥饿的状态中，由于后勤、补给工作的不到位，后方的军粮不能按期送达第一线的作战部队手中，这也导致了在前线作战的部队常常断粮。
同时，华夏政府的一些军队中欠发、克扣士兵粮饷的情况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再加上军粮、军盐掺杂掺假，士兵食不果腹，军服不能按季节下发，有的部队中士兵在夏季都还在穿着冬季的军服。
更由于国际补给线被日军切断，造成华夏军队中严重的缺乏药品，部队中很多的伤兵因为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而导致死亡，这些都大大减弱了华夏军队的作战能力。
另外，因为政治上的因素，华夏政府为了不断的获得美丽国和英吉利国的军事援助，赢得战后大国的地位，不得不将华夏政府大量的精锐部队抽调到缅甸和滇西的战场上。
这其中就包括了华夏政府军队中精锐的第二军，第五军，第六军，第八军，第五十三军，第五十四军，第七十一军以及新二十二军共约二十多万人的兵力，而在缅甸北部还有十二万全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
就在日军第十二军的进攻部队攻占洛阳的同一天，日军华夏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也是把设在金陵的前进指挥司令部推进到三镇，准备开始“一号作战”计划中的第二阶段作战，湘桂作战。
自从华夏军队第九战区在一九四二年一月的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大捷之后，日军第十一军在两年多的时间内都没有再组织大规模的部队向南攻击，这也让华夏政府第九战区的司令薛长官内心不免有些飘飘然了。
而且，华夏政府在和日军的相持阶段，日军大本营也并没有长期占领长沙的计划，因为日军大本营觉得日军第十一军的部队既然三次都没有攻占长沙，也就暂时放弃了这个念想，这就让华夏政府第九战区的部队和日军第十一军的部队继续在岳阳以南的地区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然而，在一九四四年五月打响的豫湘桂会战，从形势却有了根本的不同，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挽救快要饿死了的日军南方军，同时摧毁华夏政府在西南地区的华夏和美丽国的航空基地，日军这一次那是下了血本的大规模进攻。
换句话说，豫省的平汉铁路沿线城市，以及湘桂段的长沙、衡阳、桂林等城市是日军这一次“一号作战”计划中所必须攻占的城市，因为，这些城市是粤汉铁路、湘桂铁路的要点，日军如果不攻占这些城市并占领的话，怎么能让火车从东北经过华北开到越南北部呢。
日军第十一军的部队在进攻长沙之前，华夏政府也是从各种汇集过来的情报中到了日军第十一军的进攻情报，华夏政府面对日军第十一军可能发起的攻击，也是出现了三种策略意见。
一个是华夏政府军令部的意见，那就是准备放弃长沙，然后引诱日军第十一军的进攻部队深入道衡阳地区后再与日军第十一军的进攻部队进行会战，二是华夏政府副参谋总长白长官的意见，那就是放弃长沙，在湘桂边境的黄沙河与日军第十一军的进攻部队进行会战。
第三个方案，就是华夏政府第九战区司令薛长官的意见，那就是在长沙城下与日军第十一军的进攻部队进行决战。
最终，华夏政府第九战区司令薛长官的方案意见被政府最高层所采纳，华夏军队开始在长沙附近严阵以待。
华夏政府在经过前三次的长沙会战胜利后，几乎所有人都对这次长沙会战的战争结果比较乐观，不管是华夏军队还是普通的老百姓都存在着轻敌思想，对日军这一次的孤注一掷的大攻击认识不够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