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话说回来，不知道几位先生有没有开始讲述您身后大汉的变化？”鲍鸿笑着说道。
“哦？将军要问的是什么方面？”霍光闻言，也是笑着接口道。
“咱们这里都是自己人，我也不虚言伪装，就说如今士人、外戚、宦官争斗不休的问题。究竟该如何才能构建出稳定的政治制度呢？”鲍鸿笑着甩出了一个无解的难题，看看这个被系统认定政治100的家伙怎么看。
为什么说是无解难题呢？因为这是历代皇帝都思考的问题，要是能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中央士人、外戚、宦官一条心，那么国家延绵万世也不是不可能的。
士人倒不用多说，所谓士农工商，古代所谓四民，指读书的、种田的、做工的、经商的。
“士”的阶层很早就出现了。西周、春秋时代，士，在政治上居于卿大夫与庶民之间，处于贵族的最低层，几与庶人相接；在宗法上，大夫臣士，士依附于卿大夫，不得有僭越之举；在经济上，士有一定数量的“食田”，禄足以代其耕，可以不劳而食；在文化上，士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多种教育。他们的社会职业因而是多样化的，或充任武士，或作卿大夫的邑宰、家臣，或在天子、诸侯的宫廷和基层行政机构中担任一般职事官。
春秋中后期，士作为一个社会等级逐步解体。由于礼崩乐坏、宗法制松弛以至于瓦解，士失去了生活保障，除了“六艺”知识，已经一无所有；另一方面，士在失去地位的同时，也摆脱了宗法制的束缚，不再受卿大夫的役使，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
而大国争霸的政治需要，使得各诸侯国争相「尚贤」、「使能」，从而刺激了社会对智能、知识的需求急剧增长；以传播文化与政治知识为主的私学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不仅培养出大批文化人，而且形成「不争轻重尊卑贵贱，而争于道」的文化理念。种种历史机缘的遇合，促成了士人的崛起。
到了现在，士人并不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了。而是专指读书人，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统称。他们学习知识，传播文化，政治上尊王，学术上循道，周旋于道与王之间。他们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士人是古代中国才有的一种特殊身份，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一个精英社会群体。
掌握了政治、文化、学术等等，自然免不了介入政治。
著名的士大夫的称谓就是指的是士人与官僚的合二为一。从士人到士大夫，显示了士人介入政治，进入政治中心地带的历史动向。
说起汉朝，外戚自然免不了占有非常大的比例。
秦统一中国后，秦王政自认为“德高三皇，功盖五帝“，因而取两者之尊称“皇帝“，并由此确立整套与皇帝相关的制度，其中皇位继承制度是其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为了万世一系地将自己的宝座传给自己的子孙，以“奉宗庙之重，终无穷之祚“，自称始皇帝，以期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也。秦虽历二世而亡，但秦始皇开创的皇位继承制度却保留下来，到东汉时已日臻完善。这种皇位继承制度，使储君的范围集中在当今皇帝的子嗣当中，选择余地较小，一旦皇帝早逝，出现幼帝即位的概率就极大。
尤其是东汉更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东汉除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献帝(刘协)外，其余都未满36岁而亡。其中，除去安、质、桓三帝以刘氏宗族身份即位外，其余都遵从“父传子，家天下“的继承原则。
皇帝们虽然嫔妃较多、结婚早，但由于身体发育尚未成熟，过度纵欲，无疑会影响自身的健康，使后代多体质孱弱而夭折，如果涉及宫廷争宠、废立，再加上古时医疗技术的落后，其中能成人的皇子本来就不多，皇储的选择范围就更小了。东汉先帝死时都早，所以能存活下来的皇子必然年龄偏幼，但只要先皇有子嗣却是非立不可，这就造成了多幼帝的情况。
由于皇帝大多夭亡，太子年幼继位，于是，就出现了母后临朝，垂廉听政的情况。汉朝又确立了皇后的嫡正地位，在皇帝年幼、懦弱、昏庸或皇嗣中断时，皇太后可以监护人的身份监督、选立嗣位人，以至临朝称制。太后临朝称制，其权力与皇帝相等。
这些垂廉听政的太后们，年龄都不大，一般不过二十几岁。她们死了老公，精神空虚颓废，无以寄托，把思想感情的关注点，从夫妻生活转移到朝廷大事的处理上来。然
东汉多幼帝而，这些年轻的太后们没有起码的社会经验和统治经验，也基本上没有文化知识。她们根本没有能力来驾驭国家机器，只好依靠自己娘家的的父兄，帮助自己来处理国家大事。这样一来，国家政权便落到了外戚的手中。
以汉朝过去的经历来说，最早的案例是吕后专权。
吕后专权后，曾杀了继任的少帝刘恭(汉朝第三任皇帝)，又立刘盈的儿子刘弘为帝，由于吕后的****，可怜刘弘即位的那年连“元年”都称不上。吕后专权期间，西汉王朝表面姓刘，实质上却是吕家的天下，因此当吕后去世后，随即爆发了刘氏皇族与吕氏外戚集团之间的血腥斗争。
在周勃、陈平等人的努力下，刘氏皇族赢得了胜利，西汉终于回到了刘家子孙手上，从而进入第五、六任皇帝统治的“文景”时代，换言之，汉朝的第2，3，4任皇帝都只是徒有虚名。“吕后专权”虽造成了一定祸患，汉朝还是有惊无险地延续了下去，这过程中汉朝还是“幸运”的。
也正因为如此，汉武帝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更加‘变本加厉’的重用外戚。更不巧的是，一方面汉武帝雄才伟略，有他在压阵，外戚们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浪，另一方面，‘卫霍’两家的外戚也都是能力出众，忠心耿耿的能臣猛将，不但没有带来不利影响，反而创下了赫赫战功，使汉朝成为了真正的东方帝国。
早期汉武帝刘彻刚即位不久，汉朝朝政实际上也由当时的太皇太后窦氏把持着，该期间，窦太后曾多次左右朝政，甚至可以随时撤换皇帝，作为皇帝的刘彻实际上也是傀儡一个。幸运的是，由于窦太后始终忠于属于刘家，尽管依附着她的窦家势力很强大，但汉朝并没有“姓窦”的趋向。
后期汉武帝刘彻在位时曾依赖卫青、霍去病等“亲家”先后多次出击匈奴，在“卫霍”家族权高位重的时候，他们丝毫没有威胁到刘家天下，幸运的是，在汉武帝的帝位几乎后继无人的时候，霍光也非常有责任地担起了他的托孤使命，如果他任人不当的话，汉朝在那时候很容易就易姓。
从汉武帝到汉宣帝，“卫霍”家族可谓不折不扣地撑起了半个汉朝。汉宣帝的即位其实也是“卫霍”权力下的结果，出现这样一位很有作为的中兴皇帝，西汉中期的“霍氏专权”起到了非常关键、积极的作用。
或许正史因为这几次情况不但没有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甚至就算有些端倪也在爆发之前就被消弭了，甚至同样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种前提下，后继的汉帝自然觉得外戚是非常可信的存在，对他们信任有加，不加提防，那么接下来的结果也是不言而喻的。
汉元帝时期，由于皇帝刘奭盲目信任外戚史高，同时又极其依赖宦官集团，结果导致了“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的斗争。这期间，汉朝的外戚虽没达到“专权”程度，但汉元帝却因自己过分依赖外戚及宦官导致了威权旁落，朝政逐渐失去控制，许多匡扶汉室的儒臣被杀的杀贬的贬，西汉从此走向了没落。很不幸地，汉元帝时候出了个“王皇后”王政君，当时的她虽然还没参与“专权”，但她却是后来导致西汉灭亡的“专权炸弹”。
接下来的典故自然不用多说‘王氏专权’带来的自然就是王莽篡汉的事情了。这一次，终究因为外戚专权造成了巨大的动荡。
从吕后开始，到窦太后、霍光，汉朝政权虽一度掌握在异姓外戚手上，但汉朝始终还是姓刘的；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外戚专权先河，因而汉朝皇帝一直不怎么限制外戚们的权力。如果说有卫家、霍家这样的外戚是幸运的，那么到了王氏外戚时，汉朝的这种好运就到头了。
不过，王莽的“代汉”似乎仅为了给刘家子孙一个教训，汉朝的气数还盛得很，这不，刘秀接管天下后，这江山还是属于刘邦子孙的，这个教训也只能说是不轻不重的。
但是毕竟有了外戚专权的教训后，东汉中期以前一直对这方面权力有着相当程度的限制，汉朝又因此往后延绵了许多年。
那么这里就要说最后一个集团了——宦官！
因为有了外戚专权的教训，汉帝也开始限制外戚的权利了。但是，相对于外戚来说，士人并不是十分值得依仗的势力，毕竟不是‘自己人’，那么这样一个值得信任‘身边人’扶植出来岂不正好？
所以在东汉中后期后，虽说多由幼主临朝，政权多落人皇太后为首的外戚之中。但是到了皇帝成年后，不甘于外戚专权局面，在皇帝与外戚的斗争中，皇帝因幼长深宫，势单力孤，所能依靠的大致也就是朝夕相处的宦官，于是便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发动政变，这样，宦官在皇帝支持下形成政治集团而操纵政权。
而宦官一旦帮助皇帝取得大权，又会居功自傲，进而专权擅政。
再加上由于宦官没有社会基础，没有政治才干，因而导致政治更加腐败。比较正直的文人官吏和外戚集团起而反对宦官，宦官在皇帝支持下进行反击和镇压，因而导致了党锢之祸，使东汉统治日趋腐败，政局更加混乱。
可以说，其本身的社会基础、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对天下带来的利弊多少。
士人毕竟大多数都是读书人，终究是比较靠谱的家伙，道德修养稍微靠谱一点的话，很少会出现问题。事实上，忠臣良将出身士大夫的比例还是很高的。
至于外戚，这个就要看个人自己的道德修养、学识素质之类的情况了。
像是‘卫霍’两家就是这个道理。而相对来说，有些和皇帝根本没有‘门当户对’，骤然获取巨大的权利，根本没办法驾驭，那无疑就相当于小儿驾驶着全力狂奔的马车，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坠入悬崖。
到了宦官那就更不用多说了，虽然不是说完全没有靠谱的，但那毕竟只是少数，毕竟一般人家没事跑去做宦官作甚？要去做宦官肯定是有特殊的原因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宦官是最不靠谱的家伙。
尤其是在帮助皇帝夺权之后，居功自傲，进而专权擅政。虽然说起来，大多数情况下宦官还是属于依附于皇帝这棵大树的藤蔓而已，并不可能如外戚一般完全夺取政权。但是他们若是欺下媚上，乃至是谄媚蛊惑皇帝，带来的灾难却是更加剧烈的。
要知道，哪怕是外戚专权乃至是真的上位了改朝换代，无论是吕后或者是武则天等等，或许他们大幅屠戮刘姓、李姓后人，但是在执政方面却依旧能够任用贤才，大力发展。
而若是由宦官把皇帝带坏了，那结果才真的是民不聊生，天下大乱呢。
别的不说，就以当今天下而言，眼下这个局面可以说就是十常侍拉着灵帝一起‘堕落’造成的。
十常侍自己横征暴敛，卖官鬻爵，他们的父兄子弟遍布天下，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无官敢管。人民不堪剥削、压迫，纷纷起来反抗。当时一些比较清醒的官吏，已看出宦官集团的黑暗腐败，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形势。
郎中张钧在给皇帝的奏章中明白指出，黄巾起义是外戚宦官专权逼出来的，他说:“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宗、宾客典据州郡，辜确财利，侵略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
张钧上书当然不会开口喷灵帝，实际上来说灵帝的作为，属于已经被十常侍带跑偏了，想要回归征途恐怕很难。(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