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星期六陶小夭跟着姑姑姑父表哥表嫂回到家，感觉心情一下特别地舒畅。
她把买回来的东西都交给了妈妈，另外还交给妈妈500块钱。
妈妈收下东西又把钱锁进箱里，便去招呼姑姑姑父他们了。因为大伯家做寿，他家客人太多，所姑姑姑父便住在我家。
大伯早些年在人民公社工作，当过几年副社长，后平调县里，先后在几个部门任过职，但“副”字始终没抹掉。没拧“正”也有没拧“正”的好处，遇着好事办一办，出了大事推一推，省得担责操心。反正领导有甚他有甚，喝酒吃肉都有份。
大伯调到了房管所，如愿以偿当了一把手，不过房管所是计委的二级单位，大伯明升暗降，属于括号干部。
对组织上的使用，大伯自有看法，去房管所上任时，计委主任在职工会上介绍，说大伯到房管所上任，仍按副科级待遇。大伯插话，“房管所是名副其实的股级单位，我充其量就是个股长，股字还是屁股的股。”大伯的幽默引得下面哈哈大笑。
别小看大伯这个“股”级干部，羊粪珠珠打炭，大小也算一颗圪蛋，全县公有住房的管理和分配都归他管。
小松是个快二十四岁的人了，因房子问题，婚期一推再推，父母急得团团转。我曾多次向领导申请，但由于房源紧张得不到解决。
听说大伯调到了房管所，小松满怀信心走进了大伯的办公室，因为小松和大伯不仅有一层老乡关系，还有一层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亲戚关系，大伯是我二婶两姨的姑舅哥哥，因此，大伯属于“叔”字辈。
一进门，看见大伯坐在那把交椅上，嘴里噙着一根烟，面前放着一杯茶，小松手里拿着一张报，进门后，我很有礼貌地尊称道：“大伯！”
大伯眼皮向上一翻，从眼镜上面的缝隙里看了我一眼，嘴里“嗯”了一声，只说了一个字:“坐”。
看到大伯这幅似理不理，冷若冰霜的面孔，才体会到人们说的正确，顿觉心里凉了半截。勉强将我的困难说了一遍，大伯只管看报、喝茶，连眼皮都懒得再向上翻了。
小松说完后，二伯半天才慢悠悠吐出两个字：“没房。”
看着大伯这幅姿态，一股无名之火油然而生。但小松转念一想：求人办事哪能理直气壮，既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强压怒火，勉强恳求道：“陶所长，我工作也好几年了，父母亲为我的婚事着急得一筹莫展，你看能不能想点考虑!”
这时大伯放下手中的报纸，摘下架在鼻垂上的眼镜，不耐烦地从椅子上“腾”地站起，我满怀希望，没想到大伯口气更加生硬，用无名指敲打着桌子，劈头盖脑训斥道：“你怎么年轻轻的这么罗嗦，没房就是没房，我又不会造房，有什么考虑头，不相信你找政府去。”
听到此时，小松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口气也变得有点生硬：
“找政府？找政府要你们房管所干甚？”
“政府不给拨款，我不会造房。”大伯摆出了他的理由。
小松说“不管会不会造房，你不应该这么讲。”
“我怎么讲，实事求是嘛，没房就是没房。”
“没房？你们怎么有房，轮到我就没房了？”
小松一鼓作气把憋在肚子里的窝火，一古脑儿地全部倾泻到身上，气得大伯直抖，喊叫道：“谁的儿子住了好房？你今天得说清楚？”
这时房管所的其他职工听到我们吵闹都跑来看热闹，凑红火。有的职工故意起哄道：“后生，你说话可得负责任，谁的儿子住了好房，你得给大家说清楚？”其他人也故意说：“对对对，话可不能胡说。”
其实，对大伯的做法大家也是褒贬不一，多数人对他很有意见，话里话外都想让小松把这个窟窿捅破。
（2）
借此机会小松也豁出去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就挖到了大伯的烂处。“我当然要说清楚啊。”小松故意把声音拉得很长说道
小松这一问，像揭了疮疤一样，疼得大吼道：“你别在这血口喷人，胡说八道，那是组织上同意的。”
“组织上同意的？”
小松反复咀嚼着这句话的用意。原本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现在却成了这些人用来推卸责任的法宝。就像一颗没边没际、没楞没角、没抓没拿的刺猬，你想上去咬一口，都找不到下口处。
“这是哪个组织同意的？”小松一点也不退让。
那是去年冬天的事，大伯的大儿子要结婚，却没有房子，急得大伯也是团团转。
大伯原在计委任副主任，机构改革开始，计委几个头头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上，如果原班人马不动，年龄降不下来，年轻干部就提不上去。正好房管所有一个空缺，县委几次研究，大伯几十年来大错没犯，加之又不到退居二线的年龄，文化虽然不高，也捉不住放下去的把柄，就这样大伯理所当然，趾高气扬地来到房管所任了一把手。
“这便是所谓的“组织上同意的。”
父亲那套一进两开八十多平米的房子里。
后来，群众对大伯这一作法意见较大，反响强烈，县委、县政府对群众反映的这些不正之风，要求进行自查自纠。在一次县委召集的环节干部会议上，大伯做了一番自我检查，并承诺要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尽快将儿子的住房腾出来。
这时，大伯心里虽不好受，但表面装得却一本正经，洋洋得意地反问我一句：“有什么问题？比这严重的事多着呢，你不服可以到纪委告去！”
这时，房管所的另一位领导进来，见我们僵持不下，便把小松拉到他的办公室，给我解释了一番，最后答应“研究研究。”
有一天，大伯突然来到我家，一进门便惊讶地说：“啊呀，松部长，这就是你的家呀”？然后他环顾四周非常关切地说道：“这房太危险、太窄憋了吧”。然后双手一摊：“你看看，你看看，我们有些工作人员也真成问题，这是我的失职，我的失职……”
大伯这时把责任全部归于自已。小松心里不觉好笑，便吩咐老婆：“陶所长第一次登门，不管条件好赖，你给咱们炒两个菜，我和陶所长喝两盅”。
大伯见小松这样，也没加阻拦。三杯下肚后，大伯的话匣子又打开了，他端起酒杯在炕上跪了起来说道：“老哥过去有些事情做得有点过分，对不起！”说着便把腰一弯，头一低，双手把酒盅举过了头。
本来大伯比小松大将近二十岁，还是我的长辈，小松刚当了个副部长，充其量不过是个兵头将尾的副科级。大伯的工龄也快有我年龄大呀，这样恭维已经让我很不自在，大伯对小松又左一声“部长”、右一声“领导”，让小松非常难堪。
（3）
临走时，大伯悄悄对小松说：“最近畜牧局陈局长马上要搬家。松部长不嫌旧的话，你就搬过去。我马上派人维修维修，等下一年盖起新房，一定给你一套。”
不长时间，小松便举行了乔迁之喜。
大伯典着个大肚子前来“祝贺”。一进门大伯两手合抱，头一点一点的，脸上呈现出像完成了一件光荣使命似的，那种喜悦的神色。
小松说“多亏陶所长的帮忙”。
“话不能这么说，这是我们房管所应尽的义务，也是领导干部应该享受的呀”！大伯在说这话的时候，声调拉得很长，给人一种甜丝丝的感觉。
是啊，“应尽的义务”、“应该享受的呀”！小松感慨万分地长吁了一口气，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小松才真正体会到了“官”的“威力”和“权”的“伟大”！
“三星照你，四季来财，一定你输……”房间里回荡着高所长猜拳行令的洪亮声音。
“哈、哈、哈，”大伯一声嘹亮清脆的声音”你输了，把这六杯酒喝完。
小松今天一高兴，端起六杯起仰起脖子一口一杯。
（4）
大伯之后常说：“咱们都是陶家祠堂的后人，以后不管走到哪里，一定要记住自己的祖宗，常回去填填土、上个香、点个纸的就好。
他还跟我们说起更久远的年代。
那一年的正月二十八，风和日丽，正值日过午头。在这个小小的山村有一声嘹亮清脆的婴儿啼哭“哇…哇…哇”地惊醒了这个沉寂已久的沙窝窝，奶奶喜出望外吼道：“生了，生了，长蛋的……！”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了站在门外等候的爷爷。
这个“长蛋的”便是大伯。
爷爷盼孙心切，一个人在门外踱来踱去，手里捏着一个旱烟袋，“吧嗒，吧嗒”地抽着老旱烟。听到奶奶这一声嘶喊，放心地在鞋帮上磕磕旱烟锅，起身看他的那群牛去了。他按捺不住期盼已久的喜悦，手背转一路走一路哼，哼着哼着就哼出了一首他最拿手的好戏：
“一条扁担软溜溜，担上黄米我下苏州呀么呼儿嘿，苏州爱我的软黄米呀，我爱苏州的大闺女呀么呼儿嘿”。
见是生下传家接代的根苗，一家人都很开心。
奶奶跑前拾后，打里照外，伺候着月子里的母亲。
那时正值早春二月，乍暖还寒。一天，阴云密布，死气沉沉，天空洋洋洒洒飘着几朵雪花。屋里的炉灶不快，直往家里冒烟。
奶奶怕呛着大伯这个宝贝，拖着一双小脚独自爬到自家那个茅庵房子的屋顶去捅烟囱。
屋顶是个拱棚形状，泥抹房顶，加之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花，如一个溜冰场。奶奶好不容易爬上去，一不小心“滋溜溜”地滑落到了地面。
好在那时的茅庵房子不高，但这一跤也跌得不轻，奶奶的一只脚崴了，脚踝错位，脚跟朝前。她呲牙咧嘴，咬紧牙关喘着长气，未吭一声趴着挪回了那个小屋，焦急地等待着爷爷的归来。
那双可怜的小脚拖累了她一辈子，这回更是雪上加霜，一下子红肿得像个起了面的馒头。
爷爷放牛回来，奶奶二话没说伸出那只被崴了的脚：“快、快，给我拧过来”。爷爷用作浑身力气，“咔嚓”，奶奶的脚恢复了原位。
大伯十二岁那年爷爷去世。爷爷去世时留下三女两男五个孩子。大伯是长子，一个十二岁的娃娃与母亲相依为命，在支撑着这个支离破碎的家。
当时家里穷得锅底朝天，锅里没一颗米，孩子们饿得面黄肌瘦，皮包骨头。
每到揭不开锅的时候，奶奶便出去剜野菜或山上挖红薯。
大伯每次瞧见都很难过，没办法就把他两个弟弟叫来，让其跟着一起去挖野菜和红薯。
拿回家，奶奶洗干净切好放锅里加水煮一锅子就这样喂养着五个孩子。
（5）
提起那段岁月，大伯总是长吁短叹。
大伯十九岁那年。寡妇老妈四处托人提亲，可是好一点的人家谁也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这样的清贫家庭，最后还是奶奶亲自出马，跑到村外另一个寡妇家商量。
两个寡妇同病相怜，都觉得门当户对，一家为儿，一家为女，也就痛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
成婚的那一年，家里穷得要什么没什么。眼看十冬腊月，婚期在即，全家人穿得还是棉袄棉裤改装的那身单衣。
那时大伯也开始做点工，看着全家老小衣衫破烂，他只得厚着脸皮，向掌柜张口借了几块钱，跑回神木城买了两匹白粗布，拿回家用草灰煮一煮，算是染了色，每人做了一件衣服。
穷人结婚，也没举行什么仪式，借了几斗谷子当聘礼就把伯母接过来，就这样简单地把婚事办了。
然后伯母在家跟奶奶操持家务，大伯四处寻工做，到婚后第二年才去山上砍了三棵树，做了一个简单的木板床，才有了大伯和伯母的婚床。
再后来伯母在婚后一年半生下了一个儿子，又一年后，生下一个女。看着日子有了一点想头，然而村里还里却要大伯去当兵。
大伯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虽然受了伤，便只得转业回家，后来的后来就又回到了这个山村。
有一次，大伯在回家的半道上被一小股土匪逮着，一个大眼窝的家伙端着一杆枪，逼着大伯问道：
“你是赵家什么人？”
大伯说“邻居。”
那个家伙继续追问：“何掌柜在哪儿？”
大伯回答：“在家了吧。”
那个家伙眼一楞，眼珠子就像两颗玻璃球：“在家？”冲着大伯屁股钉了一枪托子，问道：“在家还用问你？你知道他藏哪儿了？”。
大伯才意识到掌柜肯定是跑脱了，至于跑到什么地方，他确实不知道。
大伯脾气暴躁，口气有点生硬回答道：“我们只是邻居，掌柜藏哪我不知道！”
一句话惹怒了众村霸，一个当家模样的人过来说：“今天遇上刺儿头了，把这个愣球带回去，给点颜色看看。”
众匪徒如一群饿狼扑上来，把大伯一绳子绑住，一个住户人家的家里，宅院就是一个烂土房子，周围比较平坦，面前一条大川，房子被一片竹笈林包围。
这是这一小股抢头的临时驻地，几个匪徒把大伯五花大绑吊在房梁上，派了两个打手用水蘸麻绳抽打大伯，问“何掌柜藏哪里你不知道，你是何家的邻居，又是何家的伙计，何家的粮食，何家的银钱在哪里你该知道吧？”
大伯对何家的金银珠宝藏哪里确实不知道，就只得沉默不再说话任村霸们如何诈呼。
村霸们实在没办法，就把绳子砍断，把大伯丢在那竹林宅院里，就离开了。
大伯只得背着墙壁慢慢爬起来，因为双手被绑着好久才站起来。
沿着山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又是晚上，找不到一个人来帮他解开绳索。
直到看见一住户才用脚踢了别人家的门，说清状况后那家男人才帮大伯解开绳索，然而大伯又向他家讨了一杯水喝。
那家人也是好心人，见大伯要走还拿了一个红薯给大伯。大伯连声说：谢谢，有眼泪星子在眼眶涌出来。
（6）
后来，大伯家的日子慢慢地好了起来。
彻了几间大土房。土房前挖了一个池塘，有了自家的几块菜地，也喂好些鸡，猪圈里还有一头母猪和几头猪仔。
大伯说：“看我们生产队的大队干部都忙成了狗，生产队的社员们一天到晚争工分，有自留地有饭吃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只是手上却总没几个零花钱呢？全家的银行是个鸡屁股与自家喂养的猪，老乡亲们吃饱了饭又想着需要有些余钱。”
大伯也说：“早些年我家每人分了十五斤小麦，再加上为孩子生满月代了一回客。剩下的麦子只够给小孩子喝点面条了。”别人喝了口酒也跟着说说：“国家支援农村喂猪，让每家养猪交任务猪。允许生产队留下一猪饮料地。我们不动集体队里的集体地，让社员们把荒地分成成猪饲料地，每家分上二分地，种什么怎么种，我们不用管，收成是自家的，这样也许没有那么多的饥荒。”
大伯可能喝醉了，讲话是东一句西一句，前后都不贯通，一下前一下后，只要是大脑里存在的记忆，他都想把它说出来。
于是听得我们稀里糊涂，有时候也搞不清他说的究竟是他的事还是别人的事。
有人吃口花生米问他：“这三只鸡是社会主义的，怎么四只就不是社会主义的了呢？我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
还有人搔着头皮干笑着：“反正是上面是这样要求的，多了要犯错误哩。割尾巴哩。生产小队可以弄点事业来分红。就如生产大队的专业队榨油作坊一样。”
大伯深思了会，抽了口烟，也就是七分钱的红灯笼牌香烟，悠悠地吐了个眼圈试探地问：“我们木工组用工余时间在晚上扎些生产队用的耙子，悄悄地卖给生产队里，行吗？”继绅神秘地看着继林继品，二人点头。继绅沉吟：而尽：“你悄悄地来弄，我们不要声张。等到赚钱后我们来喝酒。就这样好了。”三人听着只点头。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那么快，斜月西沉，鸡半夜打鸣，巷子深处的狗吠形吠声地叫了一两声。酒喝了两瓶，众人皆有醉意而我独醒。妈妈却有些困倦，倚西风灯光摇曳着。妈妈说：“酒喝足了不？我给你们下碗面吗？”众人酒意阑珊，纷纷告辞回家休息。
不过，大伯确实是去过抗美援朝的，也是得过勋章的，村里大大小小的人都知道，因为大伯只要喝醉了或者跟陌生人聊天总会说这一件事。
后来村上搞规划，需要提一些人为干部，大伯又四处游说：硬是因为抗美援朝这件事当了村官。
高兴之余摆了几桌，招待了村上所有的人，大伯说不为别的，就为了这份自已心中的荣誉感，我必须为党为民做一切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