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让大宋经济最大限度的摆脱发展的限制，除了大宋人观念和社会风气上的改变之外，最容易的便是在一定政策上的变化，而“金融”改革这个要领被提出来后，是最容易让大宋统治高层接受的，毕竟观念上的变革是最为困难和花费时间的，唯有曲线救国让大环境发生一定的变化反过来影响社会观念的变化。
以往大宋朝廷发行交钞“准纸币”在金融上来说完全是依靠其政府信用，这在后世也比较常见，但是这并非是主流，毕竟所有用的人心中对交钞的价值都是要打上问号的，如果朝廷发生什么变故，交钞的实际价值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王静辉对其中的运作原理也只是一知半解，让他推算如此发展的结局实在是为难他了，不过无论再怎么算计，这种以政府信用为“抵押”所发行的交钞实在是太过危险。
不要说王静辉这种从千年后世听说过一些经济危机的人，就是现在一些大宋有识之士也对此产生过疑问——华英书院的学刊中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文章刊载过，这些学习过一些原始经济贵金属抵押发行真正的纸币来转变——这已经是大宋统治高层一致的看法了，朝廷已经除了加大力度通过流通领域回购白银和黄金之外，还加强了在麻逸岛的金银矿的建设和勘探，争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储备更多地理论的学生都会有这种直觉，更不要说王安石、司马光这些掌控大宋发展的大臣了。以朝廷信用发行交销的局面必须尽快结束，或者说是尽快的朝有金银贵重金属独家首发。
所有人都明白王静辉提出所谓“援助”辽国渡过危机的提议不过是个幌子罢了，其真实的目的还是在于看上了辽国宫廷储备了快两百年积累下来的黄金白银——像辽国这样立国年代比大宋还要久的国家。其家底肯定不止现在大宋所看到的那么多，就是大宋来西夏还在其皇宫内库中找到了数量巨大的黄金和白银储备，更不要说是辽国了。现在将辽国困住使其维持现状为大宋提供北方屏障，所以出手来掉辽国固然是可以，但是却无法保证辽国不会把这些库藏一起转移，就算平衡的获得了这些库藏，以后大宋也会面临着众多游牧部落地入侵，那可是烦不胜烦，国库刚刚削减下来没几年地军费开支势必又要涨回去。大宋朝廷和王静辉在收购流通领域的黄金白银已经造成了贵重金属价格上涨。一些有眼光的商人不可能不会发现这其中地门道。
此时大宋商界对黄金白银价格看涨已经成为了共识，再这么收购下去只会增加成本造成黑市交易猖獗，甚至会发生投机现象。相比之下大宋和辽国恢复正常地贸易关系。硬性规定辽国只能够使用贵重金属来进行贸易结算。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着双重的实惠。
大宋熙宁八年六月，辽国旱情进一步恶化。粮食储备频频告急，已经在大定府形成粮荒，粮食价格一日数变，弄得辽国上下怨声载道。而此时大宋派出了沈括为代表地谈判使节来到了大定府，就宋辽之间恢复椎场贸易最主要的还是粮食贸易进行了谈判，其中大宋的粮食价格虽然也比平时贵上了许多，但相对于现在大定府不断上涨的粮价已经算不得什么了。
大宋在贸易谈判方面唯一坚持的便是以黄金或白银为结算，辽国也并未提出异议——辽国市面上流通的铜钱十之七八都是大宋铜钱。辽国要想和大宋进行大宗的粮食交易，就会造成大量的铜钱外流。
这会使其治下百姓更加怨言。辽国地谈判使节正是马氏兄弟中的马人华，此时他已经官拜辽国三司使，他算是大宋情报局打入辽国朝廷中最高品级地间谍了。沈括在离开大宋的时候曾经到王静辉的驸马府中得到他的面授机宜，情报局也为沈括配备了专门的情报人员，帮助沈括来读懂由涅心和马人望传递过来有关辽国统治高层在这次谈判中的底线。
这场谈简直就是大宋情报局在导演的一出戏，不过在给黄金和白银定价问题上，辽国和大宋出现了重大的分歧，马人华虽然负责宋辽贸易谈判，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是要得到辽国统治高层的同意和认可才可以，不过在贵重金属定价问题上，他还是做了不少努力，尤其是大定府愈演愈烈的粮荒使得辽国最终还是对大宋进行了妥协。
黄金和白银对铜钱的定价略高于十比一，定在了一两黄金兑换十二两白银兑换十二贯铜钱，粮食价格有铜钱兑换成黄金和白银价格，达到了一石一两五钱白银地步，这个价格等于汴都米价的三倍，刨除运费大宋每石米将会有大约五百文铜钱的收入。
这样的定价得到了宋辽双的认可，在登州港口早就备好的运粮船队在得到命令后立刻运向大宋的来州港和辽国的锦州港。通过这次大宋向辽国运粮行动，辽国也见识到了大宋的海运能力有多么惊人，同时也解释了宋辽战争中出现在来州和锦州的宋军是如何能够在不惊动燕云守军的前提下到达目的地的。
马人华在说服辽国统治高层的时候就以大量收购大宋粮食增加大宋内河运输压力以达到损害大宋利益的目的，不过辽国统治高层从来没有想过大宋的海运能力居然有这么强，而这对辽国的“精英”阶层的震撼之大是难以附加的。
按照大宋如此海运能力，完全可以摆脱对内河运输的依赖，更要命的是大宋有这样的海运能力将会对辽国任何一个靠海的城市造成巨大的威胁，因为大宋的军队已经证实给他们看过了。
不过即便契丹人即便认识到了来自海上地威胁，对此他们也是无可奈何，毕竟辽国那点儿可怜的水师根本出不了海，以前当海盗还算可以。但是十年来被大宋水军海上“剿匪”打击的损失殆尽，根本无法担负起自己海岸线的安全。
在宋辽战争中辽国水军仅有的几艘小船在第一时间便被宋军水师所消灭，现在就是辽国有心重建水军的资金，况且大宋也不会对此无动于衷，如果发现辽国在建立水师的话，那第一时间便会来找麻烦。当宋辽战争过后，契丹人第一次睁开眼睛想仔细看清自己地对手。
可是现在地大宋已经超越辽国实在是太远了。作为一对百年龌龊不断的老对手，大宋变得让人难以琢磨。战争过后契丹人尽管签订了一系列屈辱的和约，但是还是有少部分地契丹学者通过官方途径来到大宋。希望能够进入华英书院等大宋一流书院中学习。不过这种举动却遭到了来自王静辉地压力。
至少华英书院是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契丹人进入的，他左右了大宋统治高层在这个问题上地决定。只是让这些契丹学者进入了汴都附近为大宋藩属国所开设的番学馆中学习。
在王静辉的眼中，这些契丹人真的是很值得佩服，可是作为敌对的一方他却不能够给对手任何一个可以翻身的机会——这些契丹学者最高层次甚至是辽国已故萧皇后的亲弟弟，这也就表明了这群学者的最基本地政治基调——他们是辽国后族派来的“留学生”，当然其中也有几个是背景不是很清楚地契丹学子。
耶律乙辛和张孝杰左右辽国政权，王静辉相信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太久，所以大定府马氏兄弟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慢慢疏远的过程，尤其是马人华身为三司使更是和耶律乙辛划清界限。
在朝政上更加倾向于后族，并且利用自己的权力将一些后族背景的人提拔上来进入朝廷。这样一来马人华俨然成为朝中一杆反对耶律乙辛和张孝杰的旗帜。
不过令外人看不明白的是，马人望却和耶律乙辛走的非常近，这两兄弟的分歧让所有人都感到有些费解，可是却没有能够想到马氏兄弟他们居然是大宋的高级间谍，这只不过是大宋情报局导演的一出戏而已。
“辽国留学生”事件让王静辉心中又开始警惕起来，这不仅仅是针对契丹人，事实上王静辉对“留学生”最为关注的还是高丽，当然来自倭国的留学生更是值得他关注。在王静辉的干预下，在大宋学习的所有外国留学生都被划分成不同的等级，在不同的番学馆中学习，而且他们所学习的内容也是有所区别的。
在大宋的番学馆中严禁开设科学技术课程，只是教授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家经典，并且皇城司也加强了对外国留学生的监视力度，并且根据番学馆的规章制度，任何在番学馆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想要离开学馆进入汴都都必须要事先请假，如果要前往英华书院等高级书院的话，会由番学馆统一安排，而目标学院也必须派出专门的接待人员。这些措施也是为了防范外国偷学大宋本国的先进技术，对外进行严格的技术封锁，这也是为了保证大宋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先。
早在多年以前，大宋海外贸易开始兴盛起来后，王静辉就向大宋朝廷上书请求朝廷管理下的各地市舶司向国外输送货物中严厉查禁各种敏感的设备和设备，只准出口成品货物，一旦查到哪家商家违规，将会处以非常重的罚款，并且剥夺任何朝廷所剔予的勋章等荣誉，并且家中有做官的官员也会受到牵连，种种惩罚措施不可谓不重。
王静辉主张把大宋的文化传播到远方，以扩大大宋在这个世界的影响力，但是对于科学技术，他却控制的非常严厉。除了朝廷官方对违规商家的惩罚之外，王静辉还利用其在大宋商界中的地位对这些违规商家进行更进一步的惩罚，基本上被发现的商家在经过这些惩罚之后，在商业上已经没有任何前途了，这也让大宋商人感受到王静辉的另外一面。
王静辉曾经运用过自己的力量折腾地五六个纺织、印刷的商家破产，这极大的震撼了大宋商家。不过因为小王驸马在这些领域有着独一无二的话语权，很多商家都是依附于他才得以发家，对于这样的事例自然是谨记心中不敢违背。
几乎每一年，王静辉都会上书朝廷继续加强各地市舶司对科学技术的出口，而且皇城司也是在朝廷的压力之下对外国偷学大宋技术，和本国的一些技工人才前往他地控制的都极为严格，这也就使得大宋地铅活字印刷机、水利纺织机、液压榨油技术等都严格地控制在大宋的手中。不过即使便如此，通过皇城司的汇报，大宋统治高层还是得知契丹、高丽等国对大宋地火药、纺织、榨油、印刷、造船等技术垂涎三尺。
千方百计地想要弄明白这些技术的内容。尤其是高丽在这些技术上大肆收买官员。只不过王静辉在各地市舶司地势力强大，才在最后的关口将这些技术都截留在大宋。就是这样，王静辉还是通过情报局指使皇城司对一些外国人展开了刺杀。手段上也是越来越激烈。后世的经验让王静辉不会给任何人机会。
技术的领先才能够保证大宋贸易的绝对优势，大宋在海上的强势已经让周边有志于此的国家都喘不过气来。尽管这些国家都向大宋提出过种种要求，希望大宋能够开放海上航行，但是已经深受其利的大宋统治高层焉能够为这些小利所动，更不要说王静辉在一旁“虎视眈眈”了。
“大海将会是大宋地未来，只有保证了大宋在海上利益不受到任何侵犯、挑衅、威胁，大宋的商船队才可以在海上畅通无阻，而这些船队上面所承载地不仅仅是简单的货物，它们关系到数以十万甚至是百万计的大宋百姓生活的来源——如果失去了这一切。那对大宋来说将是一场灾难，所产生的影响不会比黄河大溃堤，全国遭受普遍的旱灾，蝗灾的危害小。数百万的大宋百姓将会失去生活的根本，就像灾害过后的农民失去土地一般，各地将会爆发此起彼伏的叛乱，这对大宋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
这是王静辉在熙宁八年八月向朝廷所上呈的关于海洋对大宋重要性的奏章，当看到这道奏章的时候，大宋君臣对此都是内心极为震撼的，这不是十几年前的仁宗时代，大宋对海上的依赖并没有到如此的地步。但是仅仅十余年的海外贸易大发展，促使大宋已经开始越来越离不开海洋了。
正如这道奏章所说的那样，在大宋尤其是南方的几个临海重要城市，人口总计数百万之多，这些城市人口大都在各大作坊中就业，所赚取的金钱来购买粮食维持生活。二这些作坊之所以能够得到维持和发展，这都是和海洋贸易分不开的。基本上这些作坊有五六成之多所生产的货物是专门为海洋贸易所准备的。如果大宋突然中断了海外贸易，那这些沿海城市中的大多数作坊都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大规模的倒闭在所难免，而失去作坊工作的百姓不亚于失去土地的农民，在没有活路的情况下，揭竿而起造反那是肯定的！
“高丽等国的进口货物每年都会下降一点，虽然到最后不会全然不进口我大宋的货物，但是时间长了，这进口货物数量减少那是肯定的，到时候就算我大宋能够保证海上的安全，那出口数量也不会增加，那该如何是好？！”皇帝赵顼和王安石与司马光等大臣围绕着这份奏章商议了整整一天之后，还是把王静辉召回到福宁殿，针对这份奏章来提出疑问，以寻求解决的办法。
皇帝赵顼所说的那样，高丽进口大宋货物数量确实是在逐年减少，海外贸易的暴利时代持续了十年之后，高丽市场已经被大宋货物一统天下，高丽的购买能力也是开始出现疲软现象。王安石和司马光以及很多大臣都发现过这样的现象，不过大宋的总出口货物数量还是逐年上升，这是因为南洋市场的开放所致，尤其是在大宋攻占琉球之后，甚至琉球在短时间内的进口数量大为增加，一减一涨之间居然能够弥补高丽减少进口的影响，甚至海外贸易出口数量还是年年增长的趋势。不过尽管如此，高丽进口大宋货物数量占据了大宋总出口数量的三成，它进口的多寡还是对大宋整体出口有着很大的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