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七年的冬天对于大宋百姓来说还有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情，那就是在大雪纷飞的汴都开封，每天都有数十辆大车的新鲜蔬菜出现在集市上。看着这些只有在夏天才有的嫩绿蔬菜，汴都百姓都是好奇的很，纵然价格不菲，但是还是有很多汴都百姓买回去一点儿尝尝鲜。
这是王静辉在两年前组织北方商人投资的玻璃大棚种植的蔬菜，前两年也有一部分上市，但是总体规模不大。相对于旺盛的买方市场，那每天十来辆大车的蔬菜基本上不用摆到集市上便被销售一空。当然前两年反季节蔬菜的价格之昂贵，即便是一个在汴都开封中等之家天天吃那是吃不起的，只能够隔三岔五地做上一顿满足一下新奇感罢了。大多数蔬菜都是被汴都开封最有名望的几家酒楼和豪富之家所购买。即便如此当时也不是每个前来购买的人都能够买的上的，而当时汴都的百姓面临五六贯钱才能够买一斤的蔬菜更是望而却步。
随着这两年玻璃大棚种植面积的增加，在冬季向汴都开封供应蔬菜的能力也是节节增长，价格也降低到了一贯钱一斤的地步。虽然这对于平常百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高昂的价格，但是已经可以买回来饱饱口福了。其实不仅仅是汴都开封在冬季的时候有反季节蔬菜上市供应，在北方几乎所有人口超过十万的大城都会有蔬菜供应，每天由蔬菜产生的利润可以用十万贯级数来计算。这样的投资回报把那些当初和王静辉合作的商人们给乐翻了天。
尽管这样暴利的交易时间只能够维持四个月，但是在这段时间内每个投资者所获得的回报足以达到四十万贯之多，而在这项买卖中王静辉的股份占了总股本的四成之多，可以轻松获得三百万贯。这还不包括当初从他旗下玻璃作坊中订购平板玻璃，还有其中的土地出租收益。仅凭这项生意，王静辉是大宋第一个仅靠种地就可以轻松获益百万的商家，这让当初对此项生意并不看好而没有参加投资的裔人顿时后悔的只想骂娘。
熙宁七年的年末，这作为大宋个人所得税法实施的第一年，王静辉在让刘账房严格把关统计了自己在税法实施后五个月中所获得的收益后，上缴了一笔令所有人都为之惊叹的赋税——三百七十万贯！大宋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是个人纯收入的三成，也就是说王静辉仅熙宁七年最后五个月至少赚取了一千万贯的收入，这样的赚钱速度就是在汴都开封这样豪商富贾云集的地方也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对于这样的赚钱速度，王静辉本人是并不以为然的。尽管他手头上高暴利的产业日渐萎缩，但是他还有庞大的商业地产投入。在硫球、麻逸岛还有大宋的登州、楚州、杭州、泉州等地有大量属于他名下的港口。尤其是硫球、麻逸岛、登州的港口，几乎全部都姓王。这些港口在现在才刚刚开始完成建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港口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到时候恐怕仅港口受益就会让人数钱数得手发软！
这还是王静辉在税法实施之前分散自己资产所包括在内。他在个人所得税法将要实施的前两个月之内，从手上出售了难以统计的土地还有相当多一部分商业股份。这些资产一部分捐给了全国各地数十所书院名下，还有一部分是留给自己的学生和情报局中有特殊贡献的人。剩下的资产出售后所得的钱财则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五十多所萌学，而剩下的钱则是在硫球和南洋购买了土地或是港口股份，这样每年所得足以这些萌学能够正常运转。
王静辉旗下的产业运作是极其复杂的，他也只是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框架。他希望自己所建立的免费萌学和高级书院都要有能够自己运转和发展的资产，这样他以后就不用再每年从自己的资产中单独投入巨量资金了。这也是怕以后碰上倒霉的年份，自己的收入紧张而中断这些学校的投入。
其实王静辉和他的手下们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运转机构，除了赚取令人难以计算的金钱之外，就是用这些所得翻过来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样的模式在王静辉授意大宋三大报纸渲染过，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商人在大宋百姓中以往的形象。而王静辉的发迹过程也使得商人们看到了另外一条让自己家族跻身大宋显赫家族的一条捷径。
百姓和商人们的观念在改变，现在在大宋，商人投身于各种公益事业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儿。大宋朝廷根据王静辉早先提出的各种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商人表彰也做了完善的规定，各种等级的勋章、封号等都有相应的待遇。尽管这些待遇并不能够为商人直接带来财富上的收益，但是却可以使商人在当地有着更高的名望，在政治上也有很大的提高。例如如果获得特级慈善勋章的商人，将会由大宋皇帝亲自为其授勋，佩带勋章者可见宰相和百官不拜，有权对朝廷判定的案件提出质疑。并且受到质疑的案件将会由地方直接交由本州或本路巡回法庭受理，若是再次受到质疑的话可以直接上呈大理寺、刑部或是大宋提刑司来受理，并且将会由大宋皇帝亲自做最终的认定……
当然这特级勋章所获得者极为罕见，与王静辉一直有着紧密联系的徐氏便获得了这么一枚特级勋章。到现在整个大宋也不过才三枚，而且如果勋章够分量，还可以获得相应的爵位，最高可以到“公”级，仅次于只封同姓兄弟的“王”级爵位。比如徐老便是皇帝亲封的“博望公”！尽管这些爵位只是称号而已，但是其背后所彰显的荣耀已经不是早期“追认其一代两代先人七品官衔”所能够相比了。他们不会获得朝廷的俸禄，不过在政治上俨然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高等级勋章有质疑地方官员对案件的审理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冤案的发生。并且在地方官员考核问题上，当地有获得高等级勋章者也可以有一定的话语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员的廉政产生了有效的监督。
对于这几年来新近出现的“勋章”一派，大宋士林和官僚对此并不是很放在心上。不过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来的商人数量增多，并且捐赠数额愈来愈高，王静辉根据这种趋势，也开始有步骤的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来促成朝廷给这些“勋章”派们提高政治地位。尽管王静辉当初这么做心中只是存着鼓励商人加大对公益事业的投入，并没有其他的想法，但是“勋章”一派也开始利用自己诸如“见地方官员不拜”、“公堂之上有座位”、“受审不得加刑”的权力，到后来甚至可以公开将有疑问的案件向巡回法庭申诉或是代为申诉，这大大加强了受勋商人的社会地位。
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得王静辉心中有了更深层次的想法——扶植商人成为一支有分量的政治力量！尽管这个想法实在是太过疯狂，中华历史上对商人的歧视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够得到彻底扭转的，不过在王静辉看来现在形势开局非常好，也许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自己未必不会成功。收藏毕竟王静辉现在也是隐约成为大宋商人的代表，而且出身于他名下书院的大宋官员日益增多。虽然这些官员无法和他的亲传弟子那样继承了自己大部分的思想，但是在他书院中除了开设经史典籍的课程之外，每个学生还必须选修一门诸如医科、数科、物科、商科课程，这样一来从书院中毕业的学生和那些从传统书院中培养的书生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的思想也和传统意义上的士子有着一定的区别。不敢说他们在商人态度上百分百和王静辉一致，至少也不会太过反对，毕竟他们能够读书顺利完成学业，所花费的金钱正是商人所提供的！
正是有了这样的意识，王静辉才进一步将“勋章”一族的地位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高。到最后顶级的勋章可以获得爵位，甚至出现公侯级别的“勋章”商人，他们所拥有的政治权力也是水涨船高。
大宋统治高层对这样的变化也是持默许的态度，这些爵位不用花朝廷一分一厘，司马光不会反对；而商人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投入能够节省朝廷在此方面的大量支出，对此王安石也不会反对。尽管保守派和新党都有一些官员对此颇有微词，但是大宋统治高层的默许，甚至还有些的态度使得这些反对意见并没有形成气侯。只是由于这些“勋章”派对一些案件的插手，使得刑部、大理寺等相关部门的官员非常有怨言。不过慑于王静辉所把持的大宋统计局对贪官污吏的严厉打击，能够走上这些部门的官员大都持身正直，抱怨也是指一些案件被移交给刑部和大理寺后，多半会牵扯出一些官员违法，大宋统计局紧跟介入的缘故。
当然，随着“勋章派”的政治地位提高，大宋朝廷对勋章的等级要求也格外严格，也不排除有些不良商人为了逃脱大宋律例的制栽，而在短时间内捐出一笔钱来买个勋章，在自己涉案的时候用来保命拖延时间。对此王静辉也提出了一套非常严格的勋章获得办法。能够立时靠短期捐款而获得的勋章大都是低级勋章或是追认其祖先五品到九品官员，像能够将地方官员已经判定的案子直接驳回交由巡回法庭甚至是大理寺重审的，也只有高级勋章持有者才能够办到。这些高级勋章持有者不仅仅是捐款数量巨大，而且持续捐款时间长，大都能够得到“侯、子”极别的爵位。像徐老那样一开始就跟着王静辉每年至少向公益事业投入高达四五十万贯，并且连续快十年之久才可能会获得“公、伯”级爵位。
长时间、大投入使得高级勋章的获取难度极大，若不是真的有心于公益事业的商人，基本上很难有这个耐心办到。这也就保证了这些高级勋章获得者至少在地方上名望不是一般的高，基本上都可以被当地百姓称为“大善人”的级别了。这样的人急公好义，应该保证了高级勋章持有者的“正派、正义”的质量。
大宋士林对此的看法则是“有益于移风易俗”。在这样的主流思想下，勋章派至少迈过了奠基阶段，从而步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勋章派的形成对大宋的商人们内心的震撼是巨大的。长久以来商人就费尽心机的寻找如何能够保证自己财产安全的方法，为此他们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去依附官僚。不过官僚们给他们的回报是充当官僚的赚钱机器，到了必要的时候却被官僚所抛弃成为牺牲品。自己的财产也会被官僚们瓜分一空，一个家族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积累一朝化为泡影。
现在“勋章派”的出现给了商人们另外一个途径，以前王静辉所提倡的“投身公益事业来换取百姓的”，尽管这样做也是非常有诱惑力，但是实际上想要看到其中的好处非常难。“勋章派”的出现使得大宋商人们看到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切实的得到了提高，他们不仅是在虚荣心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尤其是获得勋章的商人“除犯谋逆之罪不得抄家，谋反罪名成立的话，家中不相干奴仆、雇工不得受牵连，直系亲属未成年者不同罪……”
这些“勋章权力”使得商人们在政治上很大程度地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权力，他们不用依附于官僚照样可以活得很好。把贿赂官僚的钱物用来投入公益事业，由此获得勋章也同样可以保护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安全。
这么简单的一笔买卖，商人们心中算得还是非常清楚的，不用宣传，不用蛊感，不用引诱，成为“勋章派”中的一员是大宋商人们的主流想法了。虽然是自己当初的一个简单的想法，但是却没有想到经过这几年来并不是非常专注的发展完善后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这是王静辉始料不及的。不过他非常高兴看到这样的变化，毕竟在他的眼中商业文明才是在这个世界中最适合生存的文明。商业文明才是最终的王道，虽然农业文明在和平时期还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在这个游牧文明强势崛起的时代，农业文明就注定了挨打的命运，这是王静辉所不愿意看到的。商业文明有着其特有的扩张特性，尤其是在宋朝的良好基础上从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转变，则是事半功倍。要知道论私会生产力，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还远不能够和现在的大宋相提并论，英国人能够做到的，大宋人没有理由做不到。
王静辉对采用哪种社会制度并不是很看重，对他来说只要国家强大，人民安居乐业这就足够了。就是在千年以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空中，一些中东国家还是国王君主制，可见采用什么社会制度最关键的还是要看本国百姓能不能过得好，国力是不是强大。也许在王静辉所生活的时空历史中资本主义只是短暂的在中国出现并没有成为主流，但是中国最后能够选择社会主义本身便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就算社会主义制度在后来受到了很大的质疑，但是能够让中国发展的这么好，就说明它是适合中国的。很难想象能够有什么社会制度能够让百年挨打的中国在短短的五十年内又重新回到世界强国之列，“国共之争”在王静辉的眼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证明了中国的最后选择是正确的。
宋朝会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并不重要，而且王静辉打心眼儿里就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事情。他从来就没有想过推翻宋朝赵家王权的统治。在游牧民族的威胁下，在处于平和稳定阶段的大宋发动资本主义革命？这种自残的方案他是不会考虑的。所谓“社会制度三段论”不过是人为的硬性划分，封建制度发展的最终目的便是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王静辉不是哲学家，就连政治家也只能够算上一半，大宋到底走向何方他不清楚，他甚至都没有一种使命感，只是觉得让国家更加强大，百姓生活水平更高，科枝水平更强，让大宋更加遥遥领先于这个时空，让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生活的更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