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动城市斗农村旧势力，在闽城是有这个基础的。
除了一部分革命民主派的小资产阶级和大量的主观空想社会主义者外，大银行家大资产阶级也是一股可以借用的力量。
比如南洋公司如今每年收入巨额的财富，但是每年缴纳到国库中的只有十万银币，这是当初谁都没看好的垄断权卖出的十二年价格，而这仅仅相当于南洋公司每年在西班牙殖民地走私棉布利润的零头。
被陈健拉入其中的市民阶层不算，那些大股东和董事会成员们也十分担心旧势力以手中的权力干涉公司或是强制将垄断权和股份瓜分。
人民国有制和伪装成国有制的寡头贵族所有制是不同的。
对他们来说，垄断权只是个名头，真正盈利的支柱是闽城不断发展的工商业和强大的武装船队。他们害怕底层革命，但也同样害怕旧时代的权力妨碍他们的利润，对他们而言第一要务是闽城工商业的稳定和发展，第二是要保证将来那百分之六十的空股权在自己手中。
那百分之六十的空股权给那些大贵族寡头，是引狼入室；给自己一部分再给中层一点，那才是控股融资。
他们是最不靠谱的商业资产阶级，但这里又和荷兰不同，手工业很发达、物价低于大洋彼岸已经开始物价革命的欧洲，所以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又和手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当然如果手工业并不发达，他们转身就会成为买办和走私贩子，兴致高昂地摧毁本国的手工业。
从一种“帝国”的史观来看，这些人都是“帝国”的蛀虫，然而拥有“帝国”史观的人，未必是帝国的主人。
正如南洋公司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些西班牙殖民地的走私贩子一样，他们是西班牙帝国的蛀虫，但是一旦时机允许，他们摇身一变就是殖民地资产阶级革命领袖。
这种“帝国”的蛀虫，正是一支可以借用来摧毁“帝国”旧统治阶层的力量。
包括在闽城要实行的人头税、土地税和印花税改革，都是这些大资产阶级所喜闻乐见的。
想要实行这种改革，需要的就是一种以“郡自治议事会”为主体的“包税”制度，将每年的国税按照以往的定额交上去。
城市乱哄哄的，之前刚刚起义过，他们又不想出钱安抚，那让地主出一部分就是最好的选择。
然而事实上出现这种问题，是他们间接造成的。贸易白银流入、物价上涨、物品出口量太多存在闽城的商品没有增加、土地经营利润提升、棉布倾销和轧花机出现导致的大规模种棉大为有利，导致了一部分靠近闽城的地主们自发地选择了自主经营收回佃权，这才导致了许多的失地者涌入城市，造成了维稳成本增加。
跟他们讲道理让他们出钱，那就是浪费口舌，他们宁可用两倍的钱来镇压；转嫁矛盾将问题转移到农村，他们乐的如此。
在不动所有权制度的前提下，要不是他们害怕触及旧势力的底线，他们是最迫切希望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再私有拍卖的一群人，没有人比这些股东和银行家更有钱了。
不要以为只要穷人才想土地国有化，单纯的土地国有化是最激进的资产阶级土改。
从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是一个必要的、并且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当事人，而土地所有者却完全是多余的，是无用的累赘。
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地价还没有大发展、农村土地又在地主而不在资本家手中，资产阶级还没有掌权，所以各种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恨不得地主这个阶层都彻底消失，痛斥其为毫无意义的多余人。
资产阶级和资本对于那种靠食利和人身依附为生的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只有一个词来表达他们的心情：暴殄天物！
彻底的土地国有化和自由的资本竞争租赁，将是最彻底、最完善、最纯粹的有益于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办法。
而陈健之前反对内部的一些支持土地国有化的人的原因，也是如此——支持土地国有化的，大部分是那种主观同情和善良者，他们担忧在闽城看到的资本主义怪兽深入到农村、又对农村的旧势力的压迫感到愤怒，所以他们想要跳过去直接搞国有化——可从内部逻辑上，他们的手段所导致的却是最彻底、最完善、最纯粹的农村资本主义大发展。
这相当于害怕往东，却没有改向西，而是从走的改成跑的……
搞遏制资本涉足，均分土地保障小块经营权，那又走到了民粹的路上是反动的；搞集体经营制，暂时还没有基础，也没有足够的优秀的执行者，路很容易走歪；搞自由竞争，那得在遏制资本涉足、均分土地保障经营权的前提下维持几十年，让农村积累足够的资本，否则直接放开那土地直接全跑到了资本家手中，现在还没工业化，土地的利润会自发地引来巨额的外部资本。
如今的耕地，地位就像是工业化后的城市用地，最纯粹的资本主义土地政策才能带来资本的大规模涌入。
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在现阶段直接反对内部逻辑是悖论的土地国有化，这条路一旦走歪了，那就是资本怪兽吞噬一切导致农村大规模民粹起义，而现阶段走不歪的难度太大了。
再者，虽然此时土地不多的资产阶级们对于土地国有化极为欢迎，但他们却不得不考虑后果。
资产阶级担心一种劳动条件私有制形式的否定，会危及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的稳定，废除土地私人占有制将会引起一种连锁反应，动摇整个资本主义私有制。既然土地可以国有化，那么其余生产资料可不可以国有化呢？如果其余生产资料可以国有化，那么只要资本存在就可以运营，而资本家就会成为他们所斥之为累赘的地主一样的地位，甚至成为国有资本的经理人，这是他们极度不安的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在这种既支持、又反对的、看似矛盾但支持与反对的出发点根本不同的前提下，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不完善的土地改革，是很有希望的。
既保证了不动私有制体系、又保证了资本有机会涉足到瓜分土地利润的饕餮盛宴之中虽然吃的不爽、还可以保证只在闽郡以改革的名义试行而不用担心还没有完成准备的北方旧势力的反扑。
他们在面对强大的旧势力联盟的时候，会软弱摇摆；但在面对闽郡这群地主软柿子的时候，又会硬起来。
只不过他们最多只能给予一种精神上的支持，具体执行这些政策，还得依靠墨党的组织去深入农村，靠墨党帮他们完成资本主义改造让他们吃的饱饱的。
这也是墨党内部一部分理解陈健说的意思、但在心理上过不去的原因：我们辛辛苦苦，到头来吃饱的却是最厌恶的资本家，就算这是进步，那也觉得很不爽。
支持陈健的那部分人，唯一能支持的理由就是这为将来的目的又近了一步，可是还要走多远才能走到最后一步，很多人心中已经不可避免地动摇：既然很遥远，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当资本家呢，这从宏观的角度看这不也是进步吗？
这种情况也是让陈健哭笑不得：
反对派的那些年轻人，是最坚定的一些人，但是他们对整套理论的理解不透彻，出于心中的正义感反对陈健，但论及理想绝对坚定且是最可靠的年轻人。他们是加入工人反对派的保尔，随时可以穿着单鞋去雪地里修铁路为了国人的利益，但一直到多年后才弄清楚理论，将自己从苦行僧式的牛虻式圣徒中剥离出来去热爱生活。
支持派的那些理解这一切的人，除去部分理想主义者，剩下的面对遥远的未来思想动摇，想去当资本家来推动进步。
这种局面之下的扩大的党代表会议，可想而知。许多讨论气的陈健直跳脚，但又不得不在一阵阵奚落声、愤怒声中去一点点解释，尽量争取那些最坚定的年轻人明白过来，并试图获得他们的支持。
没有这些激进的年轻人做基石，在农村根本无法开展工作；不把他们的激进的内心不满与矛盾讲通，他们在做事的时候看到那么多不平事又会积蓄这种不满。
不管是减租减息、保障部分佃权，还是取消人头税、丈量土地，这些都是理论政策。
得先需要讲通道理和可行性，才能解答第一个问题：在不动所有权的条件下，怎么在农村拥有权力和力量？
不是每个人都心怀理想的，想要有权力必须要有利益，就算减租减息和保障佃权可以发动佃农，那么怎么才能让佃农有足够的积极性？怎么才能让佃农尽快联合起来？
只靠嘴皮子可不行，只靠改良而没有权力也不行，而权力的基础是土地所有权，这个不变的前提下权力就会大打折扣。
在确定了具体的道理和可行性之后，在农村的权力也就成为了一项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对此，陈健提议给出了两个权力。
一：针对积极参加农会者，墨党送他全家一张前往大荒城的船票，作为在农村工作的奖励。
尤其是一些积极的年轻人，目的不纯无所谓，但是要保证有足够的年轻人留在那里换取一个未来。靠理想，撑不了太久，也在不动所有权的条件下不现实。
这种决定利益的权力，将会吸引很多佃农的加入，可以很快开展工作，从而将佃农发动起来。如今的大荒城，有了第一批人的建设，相对于农村佃户而言，很是美好。
这可以剥离农村干部与当地土地之间的联系，相当于当五年村官全家移民澳洲，这样不管是否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农村有人可用、有人愿意扎根哪怕是出于利益考虑。
既然不动所有制基础，那就不得不考虑利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用下一时代的道德来要求人，很快会精神分裂。
二：驻村工作队有权力提名一部分优秀的、积极的、进步的年轻人，进入南洋公学学习农学，墨党出钱包吃包住并且给予一定的补贴。
一方面可以吸引优秀的思想进步的年轻人；另一方面可以让他们学成之后，在将来的农村下一步改造中发挥力量。
这是两个很重要的权力，没有这种利益的权力，长期工作压力很大尤其是在减租减息完成之后的下一步中，没有这种权限农村留不住优秀年轻人选择在农村工作，农村基层也就会彻底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