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掉了这股似乎最有实力的乱兵之后，接下来平定乱党的过程，就进入了某种一边望风而逃、一边高歌猛进式的垃圾时间。
往往是御营军的旗帜一出现，那些有在忙于抢劫附近村镇邑落的零星乱兵，就失魂落魄的往少林礼炮，或是往村邑里钻。然后重新被扫拿出来，又费了些手段。
好在他们与当地人的肤色外貌上，还是有限明显区别的，很容易就在沟渠田埂牛棚畜栏里，把人给搜检了出来。
就这么一直追到了太平州的州城，位于长江边上不远处的当涂，才这才稍稍有所阻碍。因为本地的乱军大都散入城区街坊中，虽然抱团抵抗的阻力小了，但是搜寻清缴起来，也要多少要费些功夫和时间的。
这时候，我们也得益在城门外扎营下来，就近拷逼询问所获的俘虏，这么会无端端的发生什么骚乱。
只是接下来，根据这些俘虏的先后口供，这次哗变的因由，却是很简单而让人无语，但是背后的由来，却又复杂的令人深省无暇。
他们原本是来自安南道三路之一的西路，西阐府驻屯备边的剽子军。多数来自当地归化民和开释藩奴的后代，而军官们则主要来自，附近各拓殖城邑的土生国人。
因此，虽然名为藩军，但是装备训练还是高于大多数驻屯军的基本水准，素来以吃苦耐劳著称，在山地作战很有见长。因此，这次大概有七个营头，从海路迢迢的经过数次转运到了江南，其中也是抱了某种期望和允诺的。
当他们抵达两浙的松江港时，因为海程中的劳苦和疾病，各营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员。因此留下伤病人员就地修养，而令剩下的部队转道西北，轻装徒步继续向江东道进发。最终抵达长江边上，多数人已经是疲惫不堪而怨声载道了。
长途跋涉再加上疲于奔命的辗转，因此被安排在太平州，修整了一个多月，才得以勉强恢复过来。因为是第一次踏足国中在另外的领土，因此地方上对这只外来藩军的要求和约束甚严，也闹出了不少矛盾。
但这放在平常也都是小事，只要能够及时拉上战场的话，一切问题就自然能够迎刃而解了。
但是据我所知，这时朝中有人提出，这些海外道的驻屯军，远道而来的水土不服与适应性问题，主张以这些外来客军驻防江南诸道，而令本地诸军转而北上攻略，或是支援中路和西线，都可以更进一步发挥战斗力。然后待到这些客军初步适应当地之后，在作为后备兵员，补充进北上的序列。
至少这样看起来是万无一失的多，只是琐碎的事物和具体工作量一下子增加了许多，但是在大本营方面代表政事堂的意见，就显然有所异议了。因为这涉及到后勤补给到戍防分配的重新安排与大规模调整。
于是他们是否过江北上这件事，就因为行在中的争执不下，而被耽搁了下来。结果就连带影响到了后勤体系效率，甚至有所混乱和无序的迹象。就连太平州这里的补给，也变得时断时续不稳定起来。
而这个积累的恶果，在前两天突然爆发出来了。
因为，当地剽子军例行前往州城，所领到的众多配给粮包中，突然发现被参杂了大量的霉米陈麦，于是忍受了一段时间短缺和共给不及时的他们，不免就当营躁动起来，而群情激动的向驻留将官陈情，结果本营的主官这时公办外出，
而本地的都知和督监，都被迫出来训话，却因为解释不清也不能令人满意，还想以势压人喝斥着，籍此将他们弹压下去，于是在短暂的殴打见血之后，就变成了大规模的营啸骚乱。
然后骚乱迅速从逃奔出营的将士，传到其他几个营中，就变成了朝廷要断绝，他们这些藩军的供给，而用牲口都不吃的霉烂饲料，来糊弄他们谣传和噩耗。
这些海外道的藩军，虽然以吃苦耐劳著称，但不代表就可以接受被人当作牲口的羞辱，至少他们在延边驻屯的时候，吃饱肚子好事不成问题的。
然后事情就变得愈发不可收拾，在一些久有怨言的军官带领下，开始成群结队的冲到地方去，就地筹粮取食，然后又不可避免的，在地方官府的自发抵抗中，变成肆意抢掠和烧杀事件。
最终连太平州的州城当涂，都没能保住而变成乱兵肆虐之地。但是毕竟他们这是没有人刻意组织的无序盲动，待到情绪发泄完之后，才想起来骚动的厉害与危机，这才在其中位阶最高的军官召集下，聚起来相当部分人试图自救和寻找其他出路。
比如，在挫败官军的讨伐之后，再挟持地方与朝廷对话，换取某种条件和宽恕。不过，却是未想到，这次来自江宁方面的响应的如此之快，他们才匆匆设下埋伏，讨伐部队就已经杀到了太平洲境内。
他们只来得及，中途袭击了后续跟进的步队，却依旧被这些参加过北伐军的，老底子部队给打得大败亏输。
而这时，前军的马队已经冲到了当涂城外，分别面对三门而扎下营来，阻绝了大多数乱军的进一步流窜。
待到步队相继赶至，再马步协同杀入城中，而城中其余的乱军才反应过来，发现自己成为了瓮中之鳖，却是已经晚之异常。
以至于，许多四散开来的乱兵，甚至还没来得及闻讯聚集起来顽抗，就被都在了城坊民家之中，各自为战的做了俘虏，或是在负隅顽抗中被枭首示众。
这也再次证明的一句话，正所谓：没有理念和追求，也没有中长远目标和规划的武装力量，哪怕装备再精良，训练再有素，也不过时一群朝起暮散的乌合之众而已。
然而，仅仅是一天时光的动乱，他们在太平州所造成的破坏与伤害，就已然远远超过当地十多年的财赋所入，而且当地的官私储积，也被一扫而空或是付之一炬，作为产粮区的农事尽废，只留下大批缺衣少食无所着落，而需要朝廷赈济的当地百姓。
尽管如此，之前还是有少部分的乱兵，已经从西向和北向的逃亡外州。因此，来自前军的马队正在追击和搜索当中。
作为事情的另一面，则是中军统制兼前沿都指挥种师道，突然出手以临阵脱逃、疏于职守什么的罪名，就地逮捕和拿下了，当地的刺史，巡道官在内的一众官吏将属，留待朝廷的后续处置。
而来自江宁方面的后续指示，并没有令我们自此收兵回归，而是难得严词训令：“除恶务尽，以儆效尤”“着御营诸军就近清捡地方，勿使残党流毒地方”“协有司差遣，追拿地方一应干系人等”“敢有抗命推诿者，以军法论不得有怠。。”
故而，从这些严厉异常的训令当中，哪怕是身在外州，暂时置身大多数事外的我，也可以有所感觉到，明显有一场规模不小的政治风暴，正在江宁的朝堂生成当中。
然后，接下来几天内发生的事情，既在我的意料中，却又很快脱出我的预期。
大本营内的监军御史覃定基，突然公然上表弹劾，自户部侍郎朱世光、东南水陆发运大使吴友亮，水军统制岑光以下十数人，结党营私并贪渎舞弊败坏国政等诸多不法勾当，请以通敌叛国论之。
这无疑像是一个丢进油锅里的大冰块一般，顿然掀起泼天的非议和轩然大波。
而这些人，多是与北人党有关或是关系匪浅的官员要属，比如，朱世光乃是北人党大老之一女婿，吴友亮则是前三司使，申县公李崇的首席门生。
随着令人发指的罪状与证据，给高效率的挖掘和出首出来，又一桩桩落实到具体人头上。却是很难想像，曾经锐意进取而一力推动光复中原的北人党，却是在江南之地已经堕落腐化，到了如斯地步了。
监国显然是在初步的考虑之后，断然利用了这个契机，变成对北伐失利后，事实上受损最少而获益最大的北人党，发起新一轮的打击和抑制举措。毕竟，其中的好些早有预谋的罪名，可不像是新近才搜罗出来的，甚至可以上溯到北伐前的准备期间了。
我可以想像得到在暗地里，已经有无数人奔走起来上下运作起来，想要借这个势，来实现自己的私欲和诉求。
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同样与北人党关系匪浅的东南行司宁总管，我那位正在前沿主持战事的便宜姐夫，却难得的保持了某种静默和失声。
他既没有主动上表附和支持监国的行举，也没有急于回到后方请求觐见，试图挽回或是做些什么。甚至在监国方面，对此也是包衣无动于衷的态度，更没有下诏安抚或是宽慰，这位掌握前沿的方镇重臣。
其中的诡异与压抑之处，哪怕我是通过谢明弦的渠道间接获知，也依旧更够感受到的。
只是无论是第五平，还是陆务观，都不在我身边，没发给我提供足够分量的判断和建议。我也身在盘外，无力参与或是插手些什么。
或者，这也是某些人的预期之一？身在军中有些无所事事的我，甚至会作如是想法道。
好在拟定派往北地参习的五百人，已经大多数差遣至我的麾下，暂编做一个大团，算是某种预先的熟悉和磨合。这样我在军中的日常，才不至于过于单调和乏味。
然后，我一边拿着朝廷给的鸡毛当令箭，想着法子折腾和调教这些特选之士，间杂讲授一些或其战术基础和基本原理来吊胃口，好从中发掘个别诸如姚平仲那样的可造之才，或是值得拉拢和投资的对象苗子也好。
另一边，则慢慢等待着江宁方面的尘埃落定，然后做一个“谁在党中央就坚决拥护谁”的好同志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