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知，就说最后这次改革吧，”能挤入在座的行列，多不是简单人物，郑朗先行放出两监股契，又放出一个利好的消息，今天又说了这么多，不会为均输法，均输法虽有争执，但这两年来争执还少吗，因此接下来的改革必会更麻烦，富弼感到担心，皱眉说道，刻意将最后二字咬得极重。再不能再折腾了，再折腾下去，郑行知，你那点人气马上就散了，会与韩琦一样，成为千夫所指！
“共四条，先是陕西一耕二封，”郑朗道。
针对陕西供给而去的。
物资到达陕西运费太高昂了，先到达三门，转上陆地，再从三门峡上游搬上小船，运向渭水，然后再经过六七百里，甚至近千里的旱路，一小车一小车将物资运到前线。
不仅是粮食，还有武器盔甲帐蓬等等，兵士的衣被鞋袜，生活用具，酒水，药材，马匹吃的杂粮，鸡子，草料。随军的商人，家属，军记，为运输服务的民夫，他们皆需要供给，粮食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庆历战争结束后，逐一裁军，裁得越多，随行的相关成员就越少，供给会随之减少，又有了一个三白渠，除了遇到干旱之年，否则陕西至少在粮食这一块上能勉强持平。仅此一项，就节约了大量费用。
可随着李谅祚再度用兵，韩琦为了防御，居然备战兵四十五万，二十多万禁军，十几万乡兵，十万蕃兵，还不算陕西的义勇，壮丁，弓箭手以及厢兵。费用于是再度急剧膨胀，兵士越多，带来的相关人员也越多，所需物资又需要更多的民夫搬运，形成恶劣循环。这成了治平财政黑窟窿之一。郑朗赴任后，逐一裁减，可是面对凶残的梁氏，他也不得不保留了几十万军队。
现在陕西依然成为宋朝财政沉重负担之一。
因此有了这个一耕二封政策。
耕非是耕，而是水利。
朝廷分两年拨出一千万缗钱帛，让程师孟去陕西，寻找一些易于修堰的地方引河水修建一些水库。不直接于河段上建堰，泥沙太多了，而是引水，通过蓄沙池蓄沙，再进入水库，于下游引修河渠。更多的地区得到灌溉，即便是旱灾之年，也因为这些水库会保证一定的收成。再与三白渠配套起来，即便如今陕西增兵，只要不是灾年，也能勉强将粮食持平。
这是开垦，开垦了必会破坏本来很薄弱的水土，因此二是封，封山！
强行封山是行不通的，也有办法，将一些百姓分布很少的山区百姓迁移出来，在这些山坡上广植棘刺，这些棘刺生命力强，生长起来很快，几年后就能将所有山道堵塞上。那么不管是什么人，想进入这些山区砍伐木材，都不会成功。用此来保护水土。
原来若是郑朗说，大家会忽信忽疑。
陕西已经在执行类似的保护环境措施，一些荒山渐渐绿了起来，上有树木，下有苜蓿，在一些人烟比较少的地区，因为水土得到保护，河水浑浊现象逐步减轻。
郑朗此次做法更极端，索姓用棘刺将一些价值不大的山区一起封死成无人区。
这一条争议不大，就是钱，赵拚迟疑道：“一千万非是小数字，若是以前倒不存在问题，眼下财政吃紧，又为安抚民心，仅是偿付利息，一年就得几百万缗。是否迟些执行？”
“阅道，欠负巨大，非是一年两年可以偿还的，今年银行监利润腾出来，国家会出现盈余，可以拨一部分款子出来。梁氏野心勃勃，西北估计不能平静了，早一点执行，暂时是支出，以后会逐年产生大量节约，而且也造福了陕西百姓。自建国以来，唐朝关中开发成熟，陕西条件是好的。然随着西北战事打响后，陕西百姓承担着大量兵役劳役，其他诸路大踏步地发展，唯有陕西停驻不前，也要适度地给予一些善政，利于他们修生养息。”
赵拚不能作声了。
总的说，这一条不但在都堂上，就是执行后，都不会产生很大的争议。
但郑朗实施它还有一个用意，乃是为了下面一条，榷茶。
国家经营，效率低下，贪污与浪费严重，早晚收益会随之下降。不过榷茶之利破坏最严重的，还是钞法。
当初执行时赵匡义是好心。
西北用兵，运费惊人，若动用国家力量运输，因为效率与贪污，成本会变得很高。若真正购买，不用多，一斗出价三百文，相信商人自己就会有办法将粮食运到陕西前线，而且还是上等的粮食。但那样的话，必扰乱整个陕西粮食价格，让百姓民不聊生，首先生活在城市里的百姓曰子就没法过下去。于是赵匡义想出一条变通之法，先是发行茶钞，后是盐钞，让商人通过换钞，将粮食运到前线。军粮与民粮区别开来，既保证了兵士用粮，又没有扰乱民间粮价。
起初是好的，但有能力做到的，只有那些豪强大户，渐渐茶钞与盐钞被豪强把持。被他们把持会有什么后果？有后台啊，肆无忌惮，甚至运的是不能吃的霉变陈了不知多少年的粮食，或者往粮食里掺沙土，掺土罢了，还能淘洗掉，掺了沙子怎么办？谁有本事一粒粒地择干净？甚至有的商人就地在陕西购粮，连运费都节省了，然后往里面灌一些沙土，当成钞粮，送到军营里。而且也波及到陕西民用粮价，使百姓苦不堪言。
榷茶很有可能产生的两千多万缗利润，渐渐被豪强全部把持，兵士食用粮还有一半以上生生糟蹋，不能吃倒掉。现在还造成一个十分尴尬的难题，朝廷自己运粮，不用说，又回到原来的话题，浪费贪污严重，又必会加重百姓力役之苦。若购买粮食，更加扰乱陕西粮价。知道这个弊端，没有人敢作声，郑朗也不能作声，因为没有好办法解决它。
这次的大修水库，能化解一部分粮食所带来的困扰，但想粮食彻底解决，只有一条，平灭西夏，彻底减少驻军，再出台一些政策，让西北自给自足，那么无论什么茶钞，或者盐钞，都不需要。
朝廷之所以对茶法改来改去，不是前线将士的抱怨声，而且豪强们越做越过份，国家为了榷茶，不知动用多少官吏，最后结果一年仅盈利几十万缗，实际将杂费与官吏薪酬扣下来，已经严重亏本。一个榷茶，损害了多少茶农与中小茶贩的利益，想一想李顺与王小波为什么起义就知道了。这是何苦来哉？
于是自刘娥时折腾，一直折腾到赵祯晚年，才实施了通商法。韩琦通商法茶政为三条，第一条以三司岁课均赋茶户，凡以缗钱六十八万有奇，使岁输县官，比输茶时，其出几倍，朝廷难之，为损其半，岁输缗钱三十三八千有奇（有偶乃多，有奇乃是不足），谓之租钱。
所谓的租钱就是当初宋朝鼓励茶农种茶，给了一些本钱支援，然后进行茶政专营。也就是名义上茶园也有朝廷的一份子，实际这是变相地加税。茶农也必须交纳两税的，在两税之外再交纳这三十几万租钱。
但不算太苛刻，全国那么多茶园子，即便八成以上大商人的茶园逃税漏租，余下的两成茶农压力也不会太大。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成了反对者的理由，朝廷制度是不加赋于民，以前是给钱给茶农，现在却变相加赋于茶农。以前惩罚的是走私茶贩，如今惩罚的却有可能是交不起税的良民。这都是狡辨的说法。
虽交了税，只要朝廷不胡来，将这租钱摊于不到一成的茶农身上，实际也不算重租，相反的，若是茶农能种出好茶叶，必会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再说走私茶贩不好，原来那些大商人就是好人？
为什么一直有反对声音，乃是因为这一通商法执行后，巨大的利润空间，渐渐被所有大中小茶商获得，豪强想垄断是不可能了。这才是多次茶政改革多次因反对声音失败的原因。
第二条是与诸路本钱，悉储以待边籴，茶叶也赚钱，朝廷可以让各路官员参与进去，从商人手中抢一笔利润充塞国库。
第三条罢十三场，六榷货务，裁减官吏，减少开支。只对腊茶禁榷如旧，籴茶肆行天下。
总之，大约就是园户之种茶者，官收租钱，商贾之贩荼者，官府再征算商税，而尽罢禁榷，谓之通商法。
改革了，不是很彻底，郑朗索姓进行彻底的通商法。对所谓的租钱郑朗没有动，但将租钱征收任务划到地方，而非是三司下属官吏去一一征收，造成不必要的人力成本。
第二条杜绝，朝廷出本钱给诸路，出了，而且籴茶岁量巨大，然而官商勾结，下苛茶农，强行他们出低价销售给官府，然后与大商人联手起来，高价抬卖。朝廷呢，出了本钱，一直未得利，相反的，因为籴茶过程中一个买一个卖，依然存在着大量昂贵的人力成本。这一条没有了，直接让商人与茶农交易。
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发运司递交原因，向条例司申请，条例司与三司使协商，才能由发运司偶尔地进行籴茶，平衡茶价。
但就是这一废，会产生很大的反对声音，各种籴茶，朝廷未得利，实际得了利，下面各路官吏与巨贾，从中得到大量利润，虽不及钞法行茶之巨，利润也不小。
只要前面一执行，后面会掀起盖天的反对舆论。
对第三条进行完善，废掉所有相关茶的场，货务，以及禁榷茶种，包括腊茶在内，一起实施通商法。
为什么保留部分茶种禁榷，也是因为陕西需要钞粮，故郑朗准备花一千万缗钱，让程师孟下去主修水利。第一程师孟乃是良吏，不会苛民，不会贪墨，第二程师孟对水利精通。最少可以自北洛水开始，一直到关中，增加五万顷左右的耕地，增加几百万石粮食，与茶钞粮相抵。
也就是茶叶这一块，所有官吏，豪强，大商人，别想再使什么歪门斜道了、。
但实施下去，国家官吏会进一步瘦身，三司也会少了许多事务，吏轻政轻。下面还有，让宋朝冗官冗政，来个大减压。
听完了，大家一个个沉默不言，若不是刚才郑朗说了那个三道，很有可能此时出现一片反对声音了。幸好韩琦强势的先行改革，否则此时更麻烦。
第三条，针对矾专营的。
总共五大专营，盐酒专营所获颇丰，郑朗不敢动。香专营实际朝廷很有可能仅得其中的四五分之一，甚至不足。不过因其贵重，所用官吏少，人力成本不高，获利也还是十分可观，一年能为朝廷带来两三百缗利润，郑朗没有动。矾专营不同。
矾专营自唐朝开始实施，但唐朝与宋朝不同，第一个就是人力成本，第二个就是买钞制度造成大户的垄断，对朝廷利益的侵夺。
矾产地有河东河北淮南江东两浙江南西路等地，虽不及茶叶零散，也很零散，想专营必须派出大量官吏经营，人力成本比唐朝高昂，这还不算，还有买钞制与买扑制度，豪强大户一步步侵袭，造成利润下降。低的时候一年仅得几万缗，高的时候也不过三十几万缗，正常在十五万缗到二十万缗。也就是说除了使那些豪强们越来越富外，朝廷几乎每年抛去人力成本外，全部在亏损。不但如此，有一项专营，必须分心去管理，冗了政，还使各个矾匠户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第三条便是让矾实施通商法，若出现垄断高价现象，让发运司通报，于江东矾场采购，平衡矾价。
实执通商法对朝廷有百利无一害，不专营了，就可以征商税，商税不会象茶叶那么巨大，但能征几万是几万，总比亏本，又不得民心要好得多。同时减少官吏，简化政务。关健，关健是得益的豪们怎么办？
这是第三条，还有第四条，是从王安石坊场河渡钱演变过来的。
宋朝有许多坊场，实际皆是可以盈利的，然而因为小吏贪苛，中饱私囊，没有向朝廷交多少钱，相反的，上污朝廷收入，下苛低层的差役衙前，以至衙前破产逃亡，公私困敝。
因此王安石拿出自唐朝出现的实封投状制，也就是于闹市处招榜，限两月召人承买，民愿自买，听自立价，然后投入匦中，两个月后用钥匙打开铜匦，视其价高者得之。
实际就是承包制，郑朗很早就运用了，不过不是郑朗的灵感，后世太多太多，但在这时代还是比较超前。也就是朝廷仍保留着这些坊场的所有权，但经营权让给承包者。
后又扩大到了酒务。不是所有地方酒务效益皆是良好的，若是效益不大，再加上官吏贪墨，这些酒务就会出现亏损情况，但实际若经营得当，这些酒务利润仍然很可观。王安石久在地方，又用心观察，看到这一点。后来又对一些收益不大好的酒务实行实封投状法，将酒务的生产权、经营权与销售权通过拍卖的方式，拍卖给百姓经营。朝廷节约大量官吏，又安全地得到一笔钱帛，而且不要分心过问这些酒务与坊场的收益情况。
最后又扩大到了河渡，因为河渡每年需要大量渡夫，或者厢兵，担任来往客渡摆渡的船夫，还要管理船舶损耗维修，实际在这一块，朝廷仍然亏本经营。于是王安石将全国坊场河渡两万六千多处全部放开，拍卖给民间经营。熙宁九年得三百八十多万贯石匹道两，支一百七十余万贯石匹道两，净收入两百一十几万。八年后元丰七年，全国坊场河渡收入六百余万，支出一百七十四万，净收入近四百三十万。若将以前的亏损计算上，一进一出之即，能达到七八百万之巨。
最主要的实施后，简化了政事。
郑朗一一做了采纳，还增加了一条，那就是坑矿。各个坑矿也有类似的情况，实施了三七分制，但执行不是这样执行的，工匠说我只采了一百斤铜，小吏说你漏报，不止，是三百斤。工匠破产了，就是实施了三七分轻敛制度，工匠们也不得不逃亡，于是坑矿报废，实际这些坑矿仍然有开采价值。因此将诸多坑矿也甄别出来，一些效率不好的，或者因小吏苛剥导致匠户逃亡的，一一进行拍卖。
买户交了钱后，以后小吏们，你们也不要来过问了，俺采一万斤，你们只能乖乖地看着眼馋。
这一条没有前两条争议大，但会让一些小吏减少贪墨机会，多少导致一些怨言。
三条变法实施下去，最少裁减五百名以上的正式官员，四五千名小吏，近八万名衙前差役，十几万户匠户役户脱离苦海。朝廷不但政务轻松，甩开一个又一个沉重的包袱，还得从亏损当中解脱出来，每年至少得到五百万贯的收益。若包括坑矿，一进一出，那不是五百万，一千万也有可能。二十几万户百姓人家从差役力役中解脱出来，恢复了人身自由，重新投入到生产当中，也是一项仁政。
但是……富弼道：“行知，四项变革用心良苦，是谓善政，可你有没有想过，朝廷所得甚小，麻烦却很大。”
赵顼与郑朗对视了一眼，这也成了高滔滔与郑朗争辨最多的地方。
里外有可能会产生千万之数，但想要实现这个目标不容易，估计是进出相差一千万，实际执行下去，天知道呢，有可能是五百万，有可能是两百万。可造成的后果却极其严重。非是官员，官员权当今年不补缺了。第一是小吏，最难裁的不是差役与衙前，而是有点实权的小吏，裁一次吵一次。若是后三法全部执行，会裁去大批的小吏。但还不是困难的地方。主要一是茶，二是矾，彻底实施了通商法，让多少大户豪强人家受到损害？
若实施下去，再加上前两次改革的打底，朝野内外，必会吵得天翻地覆。
岂止是麻烦却很大，而是一个大麻烦，天大的麻烦。
赵顼深深地呼吸，才开始郑朗提出来后，赵顼也没有想到这么多，以为是善政，还夸奖了几句。直到母亲与郑朗产生争执后，听他们在辨论，赵顼才醒悟过来。
一个太后，一个宰相，两人的辨论，生动地给赵顼上了一堂教育课，终于他才明白，原来做事是这么难的。
郑朗讲了四法，富弼也说了会很麻烦，那么下面就看诸位士大夫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