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风徐来，又一年夏天到了，郑朗说道：“尧夫兄，茂叔兄，绕了好大的圈子。”
指他的儒学观点改变，以前刻意寻找其真相，实际何谓真相？真正的真相乃是治国安民，不仅要从儒学里延伸出许多做事做人的学问，还要延伸出德化世人。郑朗以前过于重视了前者，忽视了后者。后者虽虚，却是根本所在。没有一个良好的道德风气，国家再富又有何用？
因此对邵雍与周敦颐发出感慨，夫子再三说了德化，自己自十岁起就在儒家经义里钻研，就象没有看到一样。非得回郑州近乎闭关守了两年时间，这才悟出。
也不能这么说，一直也在想，不过因政务想得没有那么深入，他对赵顼说的治国上中下三策，上策已经接近他现在所悟。
思想观念的改变，他的所有儒学一起会随之改变。以前过于实际了，打一个简单的比喻，雷锋可不可能做出那么多好人好事？然后逐一分析。这是一个误区，管雷锋有没有做那些好事，与雷锋没有关系，可以是张锋，也可以是李锋，要的是那种精神，非是雷锋这个人。
这是比喻，放在儒学上不会这么简单的，所有儒学侧重点会随之转移，从冷静的理姓，向感姓转移，着重分析各个利害关系以及儒学与实际真正结合联系之外，也着重夫子所说的德化。以前也提起，但不及现在地位如此之重。
“郑公，也不易了。”邵雍说道。
“左传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礼何解？”
五人皆深思，绝对不是开玩笑，郑朗所做的事无疑是在开万世太平，至少是为将来统治者竖起治世的法则，又关系到礼，那一个人敢随便回答？
大程大着胆子说道：“此处礼乃指周公之典。”
“是否可以指它为一些很具体的典章制度？”
“这恐怕不行，”张载答道。
“那么是否可以它为制度？”少了典章二字，意思立即变得截然不同。
“孟子云，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这里礼仅是仁义的准则。更象是中庸……”小程犹豫地说道。
按照郑朗的理论，任何事物有正有反两面，有仁就有义，有阴就有阳，实际不可能存在绝对的仁或义，阴与阳，中间还有一个三分，三分才是真实存在的事物，中庸也不等于是三分，三分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中庸是做事的方法。三分是中庸的依据，中庸是三分的实际表现。孟子这句话，无疑用礼取代了中庸这一职责。因此小程产生了怀疑。
大小程教育思想就是在于培养圣人，“圣人之志，只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圣人以天地为心，“一切涵容复载，但处之有道”，在教育内容上，主张以伦理道德为其根本，“学者须先识仁。仁者蔼然与物同体，义、智、信，皆仁也。”
他们是想培养圣人，可**到这个圣人，郑朗的一切举动，越来越接近他们心中这个圣人，但以前郑朗的儒学，让他们颇不喜，随着郑朗回归夫子的原点，重视德化，大小程越来越欢喜。
因此郑朗再修儒学时，二人十分慎重。
郑朗凝眉答道：“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
这是荀子说的话。
还好，这时孟子还没有圣人化，荀子地位并不比孟子差多少，同样可以作为儒家的依据。这里，义是给仁以节制，与郑朗所说的仁义对立互生很相符。随着郑朗数次修仁义，已经更多的人承认了这种对立互生关系，而且郑朗进一步完善的仁义，仁不能说全部是好的，义也不能全部是说坏的，仅是二者的一种对立表现，也让大家更容易接受。否则原来那种激进的义，义就是罚，终让人不可思议，也难以接受。
前者没有矛盾，后者就有矛盾了，礼是义的准则，有了这个准则，义才能成，这里的礼显然与孟子所说的礼又不同了。几人全部在沉思，不同不奇怪，孟子有孟子的思想，荀子有荀子的思想，他们在思考两种说法的可取姓。
孟子的礼乃是仁义的准则，这个准则起的仅是节制作用。荀子的礼仅是义的准则，却无限地将它抬高，有礼才有义，有义才有仁。但仔细思考，都有了郑朗所说的制度含义。
但没有那么简单，郑朗写仁义，因为仁义虽重要，可十分散乱，散放在各个儒家书籍里面，礼不同，仅是大经中就有周礼，仪礼与礼记三本书，至于其他人撰写的义更是不计其数。
五人仔细地想了想，究竟这个礼是什么，几个大经里似乎也没有讲清楚，只写了各个情况如何去做，比如君王的言行举止，臣子的言行举止，如何问丧学习中庸。有的乃是夫子写的，有的乃是后人修着，这在质古的风潮下勿用质疑了，例如中庸。想到这里张载道：“礼以道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歼。”
这里的礼乃是一种防范与感化，还有一种对言行的规范。
大多数人讲礼是讲不清楚的，以为礼乃是请客送礼的礼，行礼的礼，这个礼实际不是儒家的礼，仅是一种举止礼节的一种仪式，也就是仪，而非是礼。
或者半坛醋，以礼是一种说教与烦琐的仪式，若如此，孔夫子如此地重视这个礼，脑袋岂不是秀逗了。凭说教与烦琐的仪式，就能使春秋战乱平息，王室重尊？
再深一点则会认为礼乃三纲五常，但这仅是礼的一部分。
若再一点，就会说出张载的话，三礼虽没有用巨篇详细地单独诠注礼，但写的就是一种防范末然，感化百姓，言行，各种礼仪与秩序的规范。
张载不是挑剔郑朗，这是在讨论，连张载都无法说服，况且世人？不提孟子与荀子，那是夫子后代的大儒，而且两人说法几乎是南辕北辙，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可不能出现这么大误差，那证明两人说法肯定有错误了。因此从礼记乐经里择取一段话，这个乐经是最有可能出自夫子之手的文章。
郑朗继续沉思，其实很多想法他基本成熟，不过这一回修儒，是公开发表于报纸之上，给天下人看的，因此很是慎重。道：“夫子一生还有许多文章未来得及修着，便去世了。使儒家思想还没有真正完善，因此十分零乱，也有少许自相矛盾的地方，故孟荀二人进一步对夫子经义进行诠注。《仪礼》暂不去谈，我只说夫子撰写的礼记，许多地方是写了祭礼、丧礼、冠礼、乡饮酒礼、射礼、聘礼，还有一些篇章写了家庭成员相处之道，可是王制与礼运写了什么？这两章多写了儒家对国家与社会制度的构想，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一个良好的制度不仅是要针对国家，也要针对每一个小家，小家好了，才能更好的回报国家。因此有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善天下。”
这一句话将会为慈善会所用，小程喃喃道：“难道它真是制度？”
若是这样讲礼记，就讲通了，这是一种更合理的制度，一个制度不仅有君臣关系与国家关系，还有千千万万个小家的道德与行为准则构成。国家富强，家庭和睦安定，这才构成了真正的大同。也更符合郑朗所说的世界复杂观。
“我是这么认为的，一是夫子乃是指路人，从无到有开创了儒家，何其之难，不亚于盘古开天辟地，但盘古是没有能力创造出万物。太难了。夫子也是，因此一生追求天下大同的道，却来不及完善它。其实不用多，只要再给夫子二十年时间，有可能这些经义将会一一完善。礼说得算是很详细了，只是没有连贯起来阐述。仁义说得多，可远不及礼，因此让董仲舒产生误解，以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正在爱我不在爱人。”
几人皆是微微一笑。郑朗新仁义里讲了很多，也就是自我主义与利他主义，也能勉强地说是一种仁与义，可根本代表不了真正的仁与义。不但郑朗质疑，五人也没有一个人承认董仲舒的那种仁义。
仁就是利他，义就是自我？
扯了不成。
郑朗又说道：“另外又有人认为仁是义的根本，义是仁的行为，同样也是一种片面的阐述。不过礼则简单了，因为夫子礼记洋洋几十万言，足以给后人提供了思考空间。”
“那么礼是否是一种中庸？”大程问道。
“为何要这样说？”邵雍。
“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治中也。”
大程刚说完，五人全部在沉思，似乎很不妙，种种迹象来看，不去考虑他人，包括孟子与荀子，至少夫子这个礼已经很接近郑朗所说的制度了。但若礼就是制度，岂不将自己心中所想的礼全部推翻？
“这个治中是对中庸的治理，也就是中庸的参考与法理，但不能代表着礼的全部。礼是礼，中庸是中庸，两者有相连的地方，也有截然不同之处。此乃儒家大道，无论是礼，或者仁义或是中庸，都会有相连之处。想要大同，必须持之以礼，用中庸来调和。例如穷富之间，想要均贫富那是不可能的。因此贫穷而不约，富贵而不骄，贫穷卑屈，则富者越骄贵傲慢，富者骄贵傲慢，则穷人越卑屈。两者分化会越来越大，最后便成张角黄巢之事。因此要中之，贫穷不约，富贵不骄就是一种治中。同样也是礼。夫子说君臣父子夫妻，但又说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兄要友，弟要恭，维护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以便各伺其职，这也是治中。”
“礼为仁义与整个社会治中，自己也必须要中的，不能走向极端，这叫礼之中流。也能说它是中庸，但礼是制度，偏于一种结果，中庸是一种方式，偏于一种态度，还是有所不同。”
“郑公是说礼与中庸相对相生？”小程问。
“也不能算是，阴阳黑白肯定是相对相生的，但这个世界不仅是黑白二色，还有赤橙黄绿青蓝紫，若再细分，仅是颜色就能分出几千几万之数，能绝对地说红与绿就是相对相生？实际许多物事都有相对相生的一面。中庸偏于态度，一切的标准，它有清晰的一面，也有浑沌的一面。很难说它与谁相对相生。若说礼与什么相对相生，非是中庸，更非是乐，而是仪！”郑朗道。后来许多人编写儒家经义时常将礼乐拿出来放在一起。这肯定不能更好的论正儒家那种科学的辨证观。
“礼与仪，一个是内容，一个是形式，一个是本质，一个是现象，能说它们是一对相生的一面，可我看到不出它们有什么相对的一面，”小程继续说道。
“有，乐经说礼以道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歼。政治不是制度，只有政治，制度才能实行，如礼的治中，治中是执行的准则与方式，不是执行的过程。制度的执行过程就是政治。刑罚用来约束百姓遵守政治的辅助工具，但政治本身就是为了制度的执行，因以奉以之礼，以仁为本。政与刑是相对相生的事物。再看前面，礼以道导其志，乐以和其声。因为出自乐经的，实际这种乐就是仪。礼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天下大同，可天下能不能达到夫子所说的那种大同？”
几人皆茫然。
之所以修儒学，就是希望开万世太平。不过扪心自问，太难实现了。
“还有中庸，说通俗一点，它就是一个个点，将时间切割开来，从立体的划成直线，中庸便是在这条直线上寻找着这个最佳的中介点。但谁能做到能找到这个点，只能说理论上努力做好，能使自己这个点很接近于这个中介点。实际是不可能找到的。再比如先帝大治，千古未有，不能不说善也，可能不能说我朝在先帝手中达到了大同？”
“因此礼重结果，可有虚的一面。仪重表现，可有实的一面。礼是漫长的过程，可仪仅是这个过程中的一条条线。仪不仅是乐，还有舞，举止，交往程序。仁义中仁为本，礼仪中礼是本，仁义中义是仁的发，礼仪中仪是礼的发。而政治仅是对礼的执行过程，因此必须合乎礼的法则。以感化为主，刑罚为辅，以道德为主，威严为辅。以和平为主，以战争为辅。以感化为主，以武力为辅。以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主，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辅。但没有威严就没有道德，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没有武力就没有感化，没有君臣父子就没有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理论上与现在的人们儒家思想很接近。
可是郑朗更重视了对立互生的关系，比如对西夏，再三劝慰，赐钱赐物赐名份，还是屡屡入侵，怎么办，只好战争。战争还是不行，那么只好将它消灭。
有了这个礼与这个仪，就有了真正的刚柔并济，恩威兼用。而不是以前那种墨家式的仁与义。
当然，有了这个礼与仪，郑朗修礼，一套总的大纲也出来了。
周敦颐说道：“让我们好好想一想。”
几个人都想开万世太平，而且这五个先生皆是宋朝儒学改革的首开先河者，只要有一套先进的理论，能理论地实现这种开万世太平，那怕就是篡改了部分儒家经义，也在所不惜。实际他们自己也或多或少进行了部分篡改。
不过出自郑朗之笔，非同小可。
自己胡乱写一写，后人重不重视无所谓，郑朗文一出，天下观望。不但代表着郑朗儒学态度，甚至也代表着他的治国方式。
这时修儒学，几个帮手远胜于当初在太平州时几小，不过也有麻烦，几人儒学观点渐渐成熟，各持己见，容易产生争论。也有一门好处，真相越辨越清楚，这也要看的，若诱导不当，那么越辨真理会越糊涂。
六人说了十几天，郑朗终于开始执笔。
仅是一个礼乃是制度，这个课题就让天下瞩目，一度导致京畿晚报销量达到近二十万份，在这时代无疑是一个奇迹。一个京城就卖了三万多份，几乎每一个士子一人一份。
赵曙在皇宫里也派中使出去买了几份回来看。
但能说什么？郑朗说君仁臣忠不好吗？他虽不及赵祯远矣，终不是杨广那样的人物。看后，将报纸放下，微微叹息一声，然后失神了大半天，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郑朗这才着手慈善会。
召集了一百多名商人，有京城的，有郑州，有孟州的，有蔡州的，有洛阳的，他没有直接出面，乃是樊家派人出面邀请过来。
来到郑州后，郑朗捧出一个神主牌位，下面有三个小字，上面大大的书着一个仁字。
看着这个仁字，郑朗大半天没有说话。
郑州的一个商人说道：“郑公，先帝托你守好几位公主殿下与这个国家，不能忧伤过度啊。”
说完后，他心中也感到一份幽伤。
“谢过了，各位，坐吧，”郑朗说道。郑家重新修葺过的，赵念奴来了，又修建了几处精美的宅子。但来了一百多人，一起坐在客厅里，还是有些挤得慌。
大家陆续入座，郑朗说道：“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长公主禀程这一理念，还有先帝的爱民之心，因此做了一件事，决定每年从作坊里拿出近五成收益，用于赈济贫困百姓，孤寡老幼与灾民。闻讯后，樊家等一些家主又写信给我，故我将诸位邀请过来，成立这个帝王心慈善会。”
郭美美的事让他纠葛了许久，直到想重新修儒学，进行自我反思后，许多道理豁然开朗。此时他没有主政了，若主政会比以前更加圆融。然后就想到红十字会，不能不承认它的作用。用意是好的，可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丑陋现象？说红十字会不贪不污，将郑朗打死了都不相信。不过一通百通，迅速就想它问题症结所在。
难吗，想要没有这些丑陋现象，真的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