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姚河以西地区里的宋人和宋军全部撤离。
那里地势太高，天气苦寒，地薄不易耕种，而且，少数民族的人数也要远远多于宋人，实属鸡肋之地，宋人也不是很适应那里的环境。故此，蔡道主动放弃了一些地方。
对此，王厚也并未坚持，其实，当初，他的父亲王韶根本就不同意在那里另外开设一路。只是宋神宗有些好大喜功，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君臣二人之间便有了间隙。
一代儒将最终功高不赏，这一点当年随同王韶一起开辟熙和路的王厚自然是知之甚详。
熙和路经略使王厚就非常配合、很好地完成了蔡道交与他的这个任务。
姚河以西的宋人本身也就不多，执行起来非常的容易。而此地的少数民酋长和百姓们，其实也非常欢迎蔡道的这个新政策。少了宋人的直接管束，只需表面上臣服宋人即可，对双方都有看出，也免得再出现文官残害当地的百姓或者酋长而引起的反叛。
对于没有统一国家的边境少数民族而言，边境上大部分武将不愿意挑起与他们之间的争端。而王赡则是个列外，这位名将王韶手下重将王君万的儿子，是一个有种谔挑起边境战事本事，却没有种谔才能的将领。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西军这锅好汤里的一国老鼠屎。
一不小心，就会坏了王厚好不容才调合好青唐地区宋人与吐蕃诸部之间的关系。
因此，蔡道早早就命人将其调往了广南西路最靠近大越国的邕州，你不是有本事吗？那就让他试着挑动大越国再来一次入侵之战。
蔡道除了想要收回燕云十六州之外，对北方的土地完全无爱。收回的越多，就要修建更多的长城，以大宋朝的军事制度，根本就无法维持庞大的边军队伍。即便是西军，原本西北的确只有两路之地，如今却被非成了熙和路、泾原路、环庆路、鄜延路、永兴军路和秦凤路。
这六路兵将互不统属，在孙觉没有执政永兴军路之前，整个西北所需的粮食也一直需要从京师运送。即便是后来，关中平原粮食收入大大增加，其余五路所需的粮食也无法做到自给自足。
当然，随着宋夏之间罢兵，边境之上归于和平。西北地区更加适合实行蔡道之一把火——将整体西北地区全部的地主阶级完全消除。
其实，西北地区的地主阶级大部分都是西军里的中高级将领，对付这些人，只要给了他们足够的利益交换，他们是不会抵触才的这一政策的。而西北地区的文官集团，蓝田吕家起到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
蔡道当初建议赵煦直接罢免了吕大防，却给了吕家面子，吕大忠也识时务，将整个家族迁往了荆湖南路。相应的，西北地区，以吕家为首，关学弟子为主的文官集团主动顺从了蔡道的政策，将家中多余的土地卖给了官府。
新的税收政策也得意在京畿地区和西北的确最先推广实施。
蔡道刚一上任，就着手颁布并实施了一套新的赋税制度。
他并没有选择直接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强行在各地事实新的赋税制度，而是采取以往的方法，以点带面，找准了几个试点的地区，逐步推广。
当然，这套新的税收制度，蔡道在自己担任三司使的时候，也只打算在长江中上游以北，淮河以北的确推广。至于以后，是否在南方推广它，那就要由新皇帝自己去做判断。
新赋税制度被命名为‘新均田制’。
实际上，无论是西晋的户调法，还是唐初的租庸调法，都是脱胎于曹魏时期，曹操颁布实施新的有别于汉法的赋税制度。
三国志魏志武帝记中记录可这么一段话：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这句话就详细描述了曹魏的赋税制度，而它相较于两汉的赋税制度，有两点很大的不同。
第一，汉代的土地税是按土地的收获量分成征收，如十税一、十五税一、三十税一等。而曹魏的土地税则直接按亩征收定额赋税，每亩只收四升。
曹魏的土地税征收是个比较明显的进步。固定里每亩征收的具体粮食数字，某种程度上，可以激发农民想方设法增加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这也给了北魏那本《齐民要术》的成书提供了基础。
当然，当时的曹魏是以曹操在北方大力推广屯田制度为骨干，因此，真正受惠于这个土地征收税的，并不是大部分普通老百姓，而是那些在战争中保存下来的地方豪强。
因此，那些屯民所要缴纳的赋税还是非常重的。曹操在屯田时，能够每亩征收五六成比例的收成。
第二，汉代的对于成年百姓和未成年的百姓都要争取固定金额的金钱税收，被称为‘口赋’和‘算赋’，而曹魏的户口税是按户出绢二匹、绵二斤。
这也就是将征收钱币改为征收实物。
先开始，确切的说是汉武帝之前，朝廷对于征收的年龄和具体数额都比较轻，后来，苛刻起来，也为了同匈奴战事的需要，朝廷开始征税的百姓年龄是越来越小，而两赋征收数额却越来越多。
这也就是南阳地区因为丁口税过重，导致百姓们无法养育多余的孩子，溺毙婴儿。后来，来了邵信臣和杜诗主政南阳后，主动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导民向善，这两位好官，就被百姓们成为父母官。
土地有增值和保值的作用，可它却有自身的局限，谁也无法从土地当中直接获得金钱。这一点，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尤为困难。
地主们总是会在粮食收获的时候，故意压低粮食的价格，而在每年二三月青黄不接的时候，却大大增加粮食卖出的价格。